一般而言，在任何哲學本體論中，本體世界的存在首先與人的存在相關。從根本上看，所謂本體論問題實質上是解決人自身的存在問題，即人存在的必然、意義和可能，也就是康德（Kant）提出的如下問題：我能知道什麽？我應當做什麽？我可以期待什麽？人是什麽？ 而前三個問題都與最後一個問題相關[1]。康德提出的這四個問題無疑涵蓋了哲學本體論的多種形態，但每個問題都與人的存在相關，離開了人的存在，康德的追問是沒有意義的，所謂本體論也將不複存在。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人的存在同樣是所有本體論追問的前提和基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所謂“人能弘道”的理論意義是，人的主體性存在不僅決定著“道”的存在，而且能夠不斷地展開、形成和充實著“道”的內容。這當然是在強調發揮人的主體性的重要意義，但同時也說明在“道”與“人”的關係中，“人”無疑具有本體論追問的前提和基礎的地位。離開了人的主體性存在，“道”不僅不會存在，而且也將失去對任何“道”的探索的意義。荀子具有同樣的思路，在解說“道”的內涵時，荀子指出：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3]
荀子是在一種嚴格的意義上，認為“天”或“地”並不需要“道”（在某種意義上，“天”或“地”也具有“道”，但顯然，這種“天之道”或“地之道”並非與人相關，所以完全可以將之視為自在之物），“道”隻對於“人”（君子）具有意義和作用。對“人之所道”、“君子之所道”的強調，實質上凸顯的是人在本體論追問時的前提和基礎地位；同樣，離開了人的存在，本體論追問不僅沒有意義，而且本體論的形態也將不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