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曹建明在2007年1月召開的第七次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法律文書存在裁判文書格式不統一；繁簡不當；重證據羅列，輕證據和法理分析；文書製作粗糙，文字、標點符號錯漏、不規範的現象沒有杜絕。[1]針對以上四方麵問題，克服和解決的途徑有：一是統一裁判文書製作樣式；二是應當提高裁判文書的內容質量。統一裁判文書製作樣式，則有待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司法機關的決定。提高裁判文書的內容質量，則可以從語言運用和表達方式兩個方麵從嚴要求。
一、語言運用上的製作要求
（一）語句力求規範
如同其他文體語言的要求一樣，法律文書的語言也要求句子通順，成分齊全，結構完整，符合語法規範，避免文理混亂、表意不清，出現病句。[2]對於當事人等的稱謂，一般不得隨意省略。盡量少用人稱代詞，防止引起指代不明、人物混淆的現象。
（二）準確使用法律術語
法律文書作為一種專業文書，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法律專業術語。法律語言最大的特點是要求術語準確。“對法律認知而言，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詞語內容不清晰，詞語、句子或文本的含義的準確性就會受到限製”[3]，所以，任何容易引起誤解或錯案出現的詞語都應盡量避免。但實際上，法律語言一經使用，必然會受到諸多非語言因素的影響，帶有一定的模糊性，甚至出現歧義。而法律語言一旦出現歧義，就會給辦案人員或法律工作者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甚至可能影響法律的正確運用。在我國法律語言中，曾長期將“隱私”與“陰私”混同，但兩詞實際上有嚴格的限定，前者指不願公開的個人私事，隱私受法律保護，而後者指不可告人的不道德的不合法的事。但在使用中，“隱私”與“陰私”混用，導致了公民的隱私權遭到忽視或踐踏。另外，還有一些行為和事實，必須用法律術語才能準確予以概括和說明，製作文書時要注意法律術語概念上的區別，不要錯誤使用，張冠李戴。如“強奸未遂”、“犯罪中止”、“防衛過當”、“數罪並罰”、“訴訟時效”、“合同履行”、“名譽侵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