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中空前規模的群眾參與政治的現象，構成了大革命後法國左翼民主勢力異常強盛的傳統根源，但它同時也將不可避免地給大革命後的法國政治注入較多的非理性因素，使政治往往更易於為人們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所左右。
比如，人們對大革命時代政治象征物的感情，往往就能夠有力地影響大革命後政治演變的進程。法國人民在1814年拋棄了拿破侖，是因為他無休無止的窮兵黷武使法蘭西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然而當波旁王朝的白旗在巴黎重新升起的時候，人們頃刻間便又感到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憤怒。曆史學家皮埃爾·米蓋爾寫道：
波旁王朝是坐“外國大篷車”返回巴黎的。盟國說他們隻對皇帝作戰，但隨著王朝複辟，人們突然發現盟國真正的敵人不是皇帝而是大革命。路易十八返回法國並主持國事，這件事在法國產生了奇異的反響，它使整個國家瞬息之間倒向了三色旗一邊。人們立即忘卻了帝國的苦難而隻懷念它的光榮。人們懷著同樣的熱情對待三色帽徽和榮譽團的綬帶，對待象征大革命的顏色和勝利的旗幟。整個革命的法蘭西，同時也是愛國的法蘭西，立即萬人空巷地歡呼拿破侖從厄爾巴島歸來。[9]
然而“三色旗的百日”隻是第一帝國的回光返照，波旁王朝的複辟終於在1815年成為既定事實。路易十八盡管不乏政治理智，但他終究仍堅持用白旗取代三色旗，因而也就不能不深深地刺傷仍佩戴著三色徽的法國人的感情。複辟王朝的統治於是不可能穩定而持久。當路易十八的繼位者查理十世把反動步步推向極端的時候，人們對“白旗”及“百合花”徽記的容忍也隨之趨於極限。1830年7月27日晚，推翻複辟王朝的人民起義——“光榮的三天”——終於爆發，巴黎聖母院高高的塔頂上又驕傲地飄揚起大革命的旗幟。這場起義的成果雖然被奧爾良公爵竊取，但他畢竟已隻能靠揮舞三色旗來登上王位。實際上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的都是三色旗賦予他的象征意義。7月30日的《國民報》“新宣言”中的這段話，似乎並不是一時的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