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代的群眾現象的發展演變，是在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交互影響中進行的。就巴黎的情況而言，1788年8至9月的動亂仍帶有舊製度時代群眾現象的一般特征：事情起於高等法院被解散，結束於高等法院被召回，而民眾對高等法院的愛戴與支持乃是舊製度時代的一個古老現象，自冉森主義運動直到福隆德運動都一貫如此；而且當時群眾鬥爭的矛頭仍集中指向政府某些執行鎮壓措施的個別代理人，它的具體行動仍摻雜著對被認為有罪的政府代理人模擬像的禮儀化的處決；直到最後慶祝勝利的時候，群眾仍在高喊著“審判迪布瓦（鎮壓群眾的巡警司令官）”的口號，反映了當時群眾的關注中心仍保持著傳統的狹隘性。但是人們也注意到，在這場群眾騷亂中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因素，這就是群眾通過他們對1788年8月26日國王重新起用內克的熱烈歡迎，顯示了他們不僅已經了解了上層政治的基本方針，而且已經對政府的某一個別政策發生了興趣。
這一情況，說明舊製度末年巴黎群眾的政治覺悟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究其原因，有兩點最引人注目。其一，是1780年以來作為民眾自由集會場所的“王宮花園”（又譯羅亞爾宮花園）的出現。在此之前，法國的公共空間一直是由專製王權獨占的，盡管人民不斷地以群眾的形式侵入這種空間，而且每次入侵通常都伴隨有對王權象征物的搗毀行為，以示其對這種空間的物質和權利雙重意義上的“占領”，但這種入侵一旦為王權所挫敗，被搗毀的王權象征物就會立即被重新樹立起來，群眾始終未能在公共空間取得一個持久的立足之地。但是自1780年奧爾良公爵把他擁有的這座王宮轉讓給他的兒子（即後來的菲利普·平等）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這位自由主義傾向嚴重的公爵隨即向公眾開放了這座宮殿的花園，使之成為一個人人都可以來此自由發表演講的公共輿論場所，類似今日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尤其意義重大的是，這是一塊警察不得入內的特權領地，由此巴黎民眾獲得了一個可以永久占領，不受王權轄製的公共空間。很快，又有人在花園的拱廊兩側開設了許多咖啡館，熱衷於政治事務的知識精英們便紛紛來到這裏，一邊呷著咖啡，一邊肆無忌憚地大談國事，無形中使這裏成了一座啟發民眾政治覺悟的大學校。阿瑟·揚曾生動地描述過他在1789年來這裏時看到的場景，據稱當時這些咖啡館被人群裏裏外外擠得水泄不通，演說家們站在椅子或桌子上滔滔不絕，群眾則或翹首擁立門邊，或屏息趴於窗上，張著嘴巴全神貫注地聽著。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無疑曾在這裏發生過碰撞、交織，並產生過強烈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