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對人類曆史的主要貢獻是什麽？以往傳統的大革命史學認為是在經濟和政治上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創立了一個傑出的榜樣（這主要是已故當代法國曆史學家阿爾貝·索布爾的論點，我國史學界對此十分熟悉），但最近人們多不再這樣看了。美國著名法國革命史專家林·亨特教授的這段話實際上反映了當今西方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普遍看法：
革命在法國對經濟的成長或政治的穩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它所確立下來的毋寧是民主共和的動員潛能和革命演變的驚人強度，它給後世留下的最顯著的遺產是民族新生的語言、平等博愛的姿態和共和主義的禮儀，以及民主、恐怖、雅各賓主義、警察國家之類的政治方麵的術語、習慣、觀念模式和行為樣式。[1]
——這也就是說，法國大革命對人類曆史的主要貢獻其實是文化方麵的，即創造了一種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政治文化。
這種新政治文化究竟有著怎樣的內涵，至今恐怕還沒有人能夠說得很清楚、很全麵（盡管國際史學界已經為之付出了十多年的研究努力）。但是，這種新政治文化的存在及其對世界曆史的重大影響，卻是不爭之事實：因為很顯然，法國大革命以後世界曆史上的許多重大革命運動，如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拉美獨立革命，1848年的歐洲革命，1905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乃至20世紀的中國革命等等，不同程度上都是用法國大革命的語言說話並按法國大革命的方式行事的。列寧曾公開聲稱雅各賓派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先驅，而戈爾巴喬夫倡導的“公開性”、“透明度”等原則，也還是雅各賓派當年的政治口號；無產階級革命的象征——紅旗，始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風行一時的“小紅帽”這個革命政治的象征物；世界政治至今還在習用“自由平等博愛”、“革命”、“反革命”、“左派”、“右派”、“祖國”、“民族”、“恐怖”、“反動”這一類法國革命者創造或賦予了新義的詞匯……如此例證，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