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的這種極端強調“平等”的精神，緣何而來？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說清楚的問題，牽涉到眾多深深淺淺的因素。但無論怎樣，有一個因素是我們始終無法繞過去的，那就是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
19世紀法國社會主義者皮埃爾·勒魯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題為《論平等》，其開篇第一句話便是：“法國革命把政治恰當地歸結為三個神聖的詞：自由、平等、博愛。”[1]大概就是由此開始，人們習慣地把“自由平等博愛”這個三位一體的口號認作法國大革命的旗幟。然而這和曆史的真實是有相當出入的。實際情況是，法國革命時代的革命者們經常掛在口頭的，隻有自由和平等這兩個詞，而且也常常把兩者連在一起說，但對於博愛，則不僅言者無多，而且也很少有人把它和自由平等連在一起說過。[2]《人權宣言》就隻談自由平等而隻字不提博愛。1791年憲法的一個關於民族節日的附加條款中倒是出現過博愛一詞，但那隻是被當作那些民族節日要達到的一個公民教育的遠期目標，而絕非一種要求立即實現的訴求。後來的1793年憲法又把它忽略了，1830年的憲章也沒有提到它，隻是在1848年革命產生的一部憲法裏才正式出現了“自由平等博愛”這種三位一體的提法。何以如此？法國曆史學家莫娜·奧祖夫解釋說，那是因為自由平等兩者和博愛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兩類東西：“自由平等是權利，而博愛是一種道德義務”。[3]其實，博愛也不僅僅隻是道德義務，其中多少也含有一些企圖搞“階級調和”的政治意味。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誕生之日（1792年9月21日）吉倫特派活動家、臨時政府內務部長羅蘭突然在一份行政通令中提議：“請在宣布共和之際同時宣布博愛，因為兩者是一回事”[4]（此舉與後世“自由平等博愛”這個三位一體口號的形成顯有重大幹係），就別有深意：他們是希望就此停止革命，即防止革命的進一步激進化，防止前不久剛發生過的“九月屠殺”那樣的恐怖事件重演。因此，羅蘭的這一動議，實際上是法國式自由主義思潮的初顯，隻是在那個異常激進的革命氛圍下，“人皆兄弟”實在可望而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