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過，革命崇拜是一種視激進革命為解決一切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唯一有效手段的思維定勢。它是一種宗教式的情感，一種幻想，一種非理性的東西。由於一切非理性的東西都有其積極的一麵，革命崇拜也對20世紀中國的社會進步起過偉大的推動作用，其主要表現，就是通過直接促發辛亥革命及其後的一係列必要的革命事變，正式啟動了現代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
然而非理性的東西也有其消極的一麵，革命崇拜自不例外。本來以革命求民主就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是在反動保守勢力過於強大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這不僅是因為革命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動**、帶來人類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更重要的還是因為革命常常需要無條件地服從領袖的權威，需要訴諸極其專斷的暴力，而這些行為本身就和現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格格不入；尤其是在革命遭逢阻力過大或受某種意識形態驅使而不得不長期延續並持續深化的情況下，革命的這一弊端還有可能逐漸演成一種下意識的政治文化習俗，以致在革命陣營內部培植出新的專製反動勢力，嚴重阻滯政治民主化的正常進程。所以最理想的情況應該是：在不得不實行革命的時候，不失時機地以速戰速決的方式摧毀舊製度，然後迅速放棄革命思維，轉入漸進改良式的民主建設階段——英國和美國的革命大概可以算作這方麵比較成功的例子，隻可惜並非所有的民族都這樣幸運。18世紀末的法國就因為受製於自己獨特的曆史傳統和社會條件，不得不以長年累月並不斷激進化的革命來爭取民主，結果滋生出了一種耽溺於左右派二元對抗的“革命文化”，以致“民主地結束革命”在那裏曾成為一個著名的曆史難題。應當承認，與法國革命文化有某種傳承關係的中國革命崇拜也產生了類似的消極後果。對比18世紀的法國革命和20世紀的中國革命，人們會發現兩者之間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同樣以“革命”為天底下最神聖、最權威的事物，同樣以“反革命”為十惡不赦的死罪，同樣鼓吹革命應一幹到底、越徹底越激進越好，同樣崇尚群眾暴力和紅色恐怖，同樣反對政黨政治和兩院議會製，甚至同樣熱衷於以“文化革命”的手段剪除異己、淳化風俗、培育“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