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革命總是暴烈的，必然要訴諸血腥的暴力。這種暴力盡管很野蠻很殘酷，事實上也會給許多無辜的人們帶來巨大的災難，但在革命者看來卻也是為實現更好的生活所必須承受的一種人類犧牲。所以革命者們一般都會毫不猶疑地承認他們的革命需要靠暴力來進行。如毛澤東就曾非常直白地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2]這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提出的“暴力是一切革命的固有屬性”的命題，盡管用的是隨意的、詩性的話語，卻終究是最貼切、最經典也是最無可辯駁的。
但曆史也告訴我們，不同國家的革命，盡管總的說來都很暴烈，卻在暴烈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法國大革命就比英國或美國的革命來的凶猛得多。實際上，法國大革命的暴烈性在世界曆史上是空前的，以至於言之“慘烈”都不為過。然而也正是這種“慘烈”，賦予了這場革命一種引人注目的經典性，同時也是其世界性影響遠遠強於英美革命的重要原因，盡管後者在推動現代世界的成長方麵也有著同樣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法國大革命對世界曆史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她的政治文化來產生的。而在所有受到法國革命政治文化影響的其他國家的革命中，20世紀的中國革命肯定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個案[3]，尤其是中國革命非同尋常的暴烈性和長期性，使其帶有一種和法國革命極為相似的政治風格。我們都知道，在20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差不多從世紀初直到80年代末，“革命”在中國都被看作是一種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這情況和大革命十年期間的法國（1789－1799）是完全一樣的。在所有為在中國建立一個統一、獨立的共和國而奮鬥的革命者看來，“反革命”不僅是一種無恥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即使在這些中國革命者已經分裂成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之後，這個觀念也沒發生任何變化，並還將長期盛行。在1949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大陸地區，情況在毛澤東逝世或四人幫倒台（這被認為是中國革命“熱月”的開始）之後，開始發生些許的變化，但對包括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內的一切激進革命的認真的質疑乃至否定的思潮，也隻是在1989年之後才出現的。持這種“反革命”態度的人的理由，主要有兩方麵：一是這種革命太慘烈、太恐怖了，造成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人類生命財產的損失；二是這種革命結果都帶來了專橫的意識形態統治，或者說帶來了一種極權的政治。這些“反革命者”實際上還認為，這種法國式的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可怕的錯誤，而這種錯誤也不能再重複了，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隻能或是溫和的英美式的革命，或是完全擯棄革命而隻是緩慢地、一點一滴地實施改良。這種非曆史的論點顯然是不可接受的，但不幸的是，要說服受過教育的公眾承認法國式暴力革命的曆史正當性，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時候都難，尤其是這種革命至少在形式上還真顯得和20世紀曾大行其道的極權主義現象，有某種親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