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智力測驗運動和極端兒童中心主義的批評美國參戰對美國知識界和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進步教育運動的社會支持——進步主義運動陣營分裂，進步主義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影響力突然式微，它是進步教育運動在目標上從社會改良中脫離出來的社會根源。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保守社會氛圍對社會科學家的影響是消極的。在社會科學中一種與社會改良脫離的實證主義思潮正在興起。美國社會中的政治冷漠、金錢至上、布爾什維克主義、科學主義和蒙昧主義並舉，美國民主的社會基礎正在遭受著比以往更為嚴重而尖銳的挑戰。①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下，杜威思想中的“社會主義”轉向便有著極為現實的邏輯。
很多批評家把進步主義運動與杜威聯係起來，認為杜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進步教育運動中擔任著理論指導家的角色。但是，正如李爾奇所說：
事實上，當進步教育在20世紀20年代發展的時期，杜威並沒有和它發生直接關係。而且與其說杜威是進步教育運動的領袖，倒不如說他是這個運動的批評者。“兒童中心學校”這個術語在杜威的詞匯中是沒有的，其他像什麽“創造的自我表現的教育計劃”和“學生的積極性”等提法，一再使他表示驚愕。杜威認為進步教育隻滿足於反抗，甚至激烈地反抗舊教育的頑固性，而不致力於教育上的核心問題。……杜威並不忽視個人才能的發展，但他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同進步主義者是有區別的，這反映在下列兩個重要方麵。
第一，杜威常常注意到社會的聯係和社會的需要。第二，他從不把個性看做是孩子固有的東西，而是看做通過指導的教與學習得的。他說，精神生活不是自發的。它需要積累和分別汲取別人的經驗，並通過連續學習而獲得進步。所以，杜威從來沒有講過要放棄有組織的教材，或者取消教師的主導作用，這種主導作用在於對學生和題材具備知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