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早期歐洲自然形成的大學如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不同，德國大學是各德意誌城邦意誌的產物。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自發形成的學術共同體，具有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各項傳統。與之相比，德國大學產生較晚，並從一開始便處於國家意誌的掌控下。當時的德國還沒有發展成為強有力的德意誌帝國，中央權力較為孱弱，實力雄厚的各地方諸侯們往往出於政治統治和控製臣民的思想意識，以及炫耀自己實力的目的，紛紛建立自己的大學。
到了18世紀，新興的君主製邦國出於統一國家，強化臣民思想控製的需要，更是不斷將大學置於國家的嚴密控製之下。這樣一來，大學原有的許多傳統自治權利更是喪失殆盡，國家權力全麵介入大學的教育教學、人事財政等各個方麵，使得大學完全成為了政府的附庸。此時，德國大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國家培養具有各種實用知識的官吏，被稱為培養“國家臣仆的學校”。
進入19世紀以後，德國大學受製於國家的特征也沒有根本改觀。1807年，第一次普法戰爭失敗後，普魯士一半以上的國土被法國割去，法軍進駐首都柏林。由於戰敗、割地等原因，普魯士喪失了包括著名的哈勒大學在內的七所大學。在這種情況下，普魯士國王決定接受哈勒大學校長的建議，在柏林重建大學，當時提出重建大學的主要理由就是：“國家必須用腦力來補償在物質上所遭受的損失”。德國建立後來聞名於世的柏林大學的初衷，就是讓它為普魯士的複興以及建立統一的德意誌帝國服務。
後來的事實也確實證明，包括德國大學在內的德國教育基本上完成了國家賦予它們的使命。當第二次普法戰爭勝利後，普魯士元帥毛奇曾經自豪地說：“普魯士的勝利早就在小學教師的講台上決定了”。在德國人都在為自己的特有教育體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歡欣鼓舞時，尼采卻對德國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和國家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提出了猛烈的攻擊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