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3年以來中國政局一直混亂，動**不安，在此期間南開的學校體係迅速地、按部就班地發展、完善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兩位領導人——嚴修與張伯苓親密無間的合作。他們是中國最優秀的智慧與道德傳統的最名副其實的代表。
——何廉：《何廉回憶錄》
張伯苓獻身教育是從嚴範孫的家館開始的。嚴範孫即嚴修，與張伯苓一樣希望通過辦教育興國。兩人一見如故，嚴範孫當即禮聘張伯苓來家館授課。其實，張伯苓從立誌“教育救國”到真正走上三尺講台，又是一次人生的大跨步。因為當時天津風氣未開，啟蒙教師是受人鄙視的職業，當時的天津小調唱道：“最可悲是教書匠，命苦作何商？……不夠吃飯隻可吃糠，半饑半飽度時光；家有三擔糧，不做孩兒王。”[3]麵對世俗的偏見和周圍人的反對，張伯苓頂住了壓力，毅然來到嚴氏家館，教授英文、算學、理化等課程。
初為人師的張伯苓展示出獨特的教育才華。他不像一般的塾師讓學生死記硬背，也不用師道尊嚴束縛學生，而是用幽默趣味的講解和自製的教具，將西學課程講得有聲有色，大受學生歡迎。胡適在論及張伯苓在嚴館的教學時說：“我的朋友陶孟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所長——就是嚴館時代的一個學生。他對我講，伯苓先生的教學方法，即使早在那個時期就很可以稱作‘現代教育’。他是一位很好的‘西學’教師——英文、算學和自然科學。他對學生的體操很重視。他回憶上水師學堂時做體操用的啞鈴和棍棒，畫出圖樣，讓木匠定做了給他的學生練習。他同學生們在一起玩，並且教他們各種操練和室外運動，如騎自行車、跳高、跳遠、踢足球。……這種承認科學和體育在教育上的地位，這種師生間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學和遊戲，顯露出年輕的張老師是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