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育者當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較課堂講授之效力，相去不可以道裏計。
——張伯苓：《教育者當注重人格感化》
南開中學成立以後，學校成為張伯苓的第二個家，學生成為他的精神寄托。張伯苓從外地歸來，總是不先回家而是先去學校看望師生。平時在學校，他經常到學生宿舍或教室走走，找學生談話。作家端木蕻良回憶說：“大概是我在高一那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校長辦公室的信封和信箋。開頭稱我‘京平弟’，下款是屬‘張伯苓’。我那時，才十七、八歲，我認為稱我為‘同學’就可以了。信中約我在約定時間到校長辦公室來談談，沒有別的事。到時候，我按時前去，屋裏沒有別人，校長順便問我的籍貫和學習情況，他更注意的是問我課外讀什麽書。我告訴他，我讀老舍作的《老張的哲學》，他點著頭，臉上露出笑容，並且誇說他寫得好。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不大提到文學似的，所以，沒想到他也看了這部小說。接著他又問我，最近蔡元培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有關青年問題的文章，問我看過嗎？我告他發表在《中學生》上，我已看過了。他便問我文章的要點是什麽。我說蔡先生要求青年要有駱駝般的韌性，蜜蜂般的辛勤，第三條我現在忘記了。那時，我把三條都說對了，老校長非常高興。他還問我看過蔡先生別的什麽文章。我告訴他，我讀過《以美育代宗教說》《勞工神聖》等篇。他聽了頻頻點頭，老校長說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主張‘科學和民主’，言外之意，是對蔡元培表示佩服和尊敬。”[6]
早期的南開中學，新生一入學，張伯苓很快就能記住學生的名字，了解他們的基本情況，還和教育、齋物等管理部門的人員比賽，看誰記住的學生名字多。他還經常把學生請到自己家裏玩，做家常飯給他們吃。周恩來曾回憶說：“我小時候，到張校長家總是給我貼餅子、熬魚吃。張伯苓視學校如家庭，視學生如子女，南開學生對他不僅尊之為師，且親之若父，師生親愛精誠，如同手足，所以，南開一直有‘家庭學校’的美譽。後來學生多了，不可能經常請去家裏吃飯了，但他仍然定期找些學生代表座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