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中等教育應著眼於少年期之生活，把所謂“準備專門職業”的觀念暫置諸腦後。
——林礪儒：《我的中等教育見解》
1922年9月，林礪儒奉命就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校長（那時稱主任）一職。在就職演說《我的中等教育見解》中，林礪儒批駁了中學教育不過是通往大學的一道橋梁這樣的謬見，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決非為將來某種專門之準備”，“中等教育的任務就是引導少年人格之放射線到各方麵去。例如文學的陶冶，並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準備將來賣文討飯，乃是要引導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學方麵去。科學的陶冶也不是要養成科學家或準備做農工，乃是要引導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學方麵去。藝術的陶冶也是一樣的理由……我認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決非何種職業之準備。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圓滿，那麽將來個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問我中學畢業生做什麽，我就說也不為士，也不為農，也不為工，也不為商，是為人：也可為士，也可為農，也可為工，也可為商。”[1]
北師大附中當年有兩個學生，一個叫陳舜瑤，一個叫池際尚，很好地詮釋了林礪儒的這一主張。陳舜瑤各科成績都很出色，老師們常誇她為附中十幾年中最好的學生，大家都以為她將來定能成為一名科學家。誰知，抗戰期間她在重慶成了周恩來的秘書，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直到新中國成立。池際尚在學生運動中非常活躍，所有人都以為她將來會成為一個革命家，結果她後來卻成了著名的地質學家。
畢業於北師大附中的著名哲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說，自己永遠忘不了林礪儒校長1924年對全校學生的一次演講，其中講到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把人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手段，並認為這是康德的大發現。對於教育，學生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本末倒置，將分數作為目的，這一點可以舉錢學森為例。錢學森生前一直保存著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畢業證書，在回憶對自己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時，林礪儒是其中之一。錢學森中學時代的校長即是林礪儒，當時北師大附中培養的人才五花八門，與錢學森同期的學生還有張岱年、於光遠和其他十幾位院士。錢學森回憶，校長林礪儒把學生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看得很重，所以當時一般學生都是70多分，優秀學生80多分，幾乎沒有人刻意追求滿分。能考80分以上就是好學生，但這80分是真正學來的紮紮實實的知識。什麽時候考試，都能考出這樣的成績。[2]同樣是北師大附中畢業的於光遠也曾這樣強調：“我考試不要求高分，80分我就很滿足了。考60分比較容易，在60分的基礎上，努力一把，可以考到70分，再努力一把可以考80分，80分再努一把力也許隻能考到八十一二分，越往上越難，所以我就不要考高分，太浪費時間了。到了80分，我就去學新的東西。”[3]這樣學生超脫了考試的束縛，不在考試中追求高分，有更多的時間博覽群書、鍛煉身體、發展愛好、實驗實踐，人格和能力都得到全麵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