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係我職業，頓湘兩年，業已決計。
——毛澤東：《致向警予信》
1920年6月，湖南五四運動風潮之下的“驅張運動”告一段落。作為運動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開始擔任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一師”）的校長。三個月後，他即聘請曾為“驅張運動”奔走效力的毛澤東擔任“一師”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過毛澤東的國文老師，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名優秀的學生。三年前“一師”舉辦“人物互選”活動，毛澤東在全校34名當選者中名列榜首，他當選的項目包括“敦品”“自治”“膽識”“文學”“才具”“言語”六項。其中“言語”和“敦品”兩項票數第一，“膽識”項得票為他所獨有。[1]易先生也知道，毛澤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活動組織者。在1917年下學期，毛澤東主持“一師”學友會工作，他心很細，創立了“紀事錄”製度；他膽子大，當年遇到兵災，果敢地組織起學生自願軍保衛學校，並且靠著幾杆槍就機智地震服了一支三千人之多的潰軍；毛澤東堅持辦夜學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會和學校鴻溝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麵，在畢業之前，附近工廠的工人都知道“一師”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還知道，“一師”附小的學生是熟悉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毛澤東組織學生分赴城鄉，開展愛國宣傳活動，他在附小作演講時不讓大家叫他“老師”，而是叫他“老同學”，使大家感到格外親切。學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優秀的小學老師；在大家中間有威信，又善於為大家服務，便能做一位優秀的小學主事。這也許就是當年易培基先生聘任毛澤東的理由吧！
做一名小學教師，並不脫離毛澤東的個人規劃。1913年，毛澤東考入師範學校時，就有做教師的意願，他曾向斯諾說起：“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決定自己最適合於教書。”[2]1918年，也就是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那年，他在給羅學瓚的信中，建議新民學會的諸友人不要都向外麵發展：“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後路空虛，非計之得。”[3]幾乎在同一時間，蔡和森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支持他的觀點：“吾輩總要如何秉了現在之誌向，於現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礎”，同時就此提出建議：“望同輩中多出幾個小學教員，萬勿以個人暫時之不經濟，忘卻遠大之舉”，並認為學會中如能“出以揮霍旁通之才，廣聯高小、中學、專門（學校）之學生，而且介紹京湘之常常通信，實無異親炙也”[4]。其時的中國，學校是個新事物，是一個能形成文化認同並且上下左右聯通的大係統，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澤東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學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誌，發展團體，鞏固社會改進事業的根基。至於毛澤東個人暫不考慮留學而專心在國內發展的決定，則是在任主事前六個月作出的。他認為給世界作貢獻亦離不開中國這片土地，“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些困難”[5]。那麽，毛澤東打算做多長時間的老師呢？他對以教育為職業是作了長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際，他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誌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目下填寫了“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目下填寫了“教育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