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講學與近世社會運動合而一之。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
一個認真興教辦學的人，必在見識上有根據。
梁漱溟在1917年，也就是他24歲的時候，憑一篇《究元決疑論》得到蔡元培賞識並受邀到北京大學講授印度哲學。其時他思考的重點是佛教，過的是在家佛教徒的生活。當時的他也已經接觸孔子學說，並且非常讚服。他個人過佛家生活的同時主張社會民眾要過儒家的生活。1920年，梁漱溟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題在北京大學哲學係作了係列演講。係裏有一位叫陳亞三的同學聽後為之所動，當年暑假回山東老家後向其同鄉王鴻一先生講述了自己聽講後的感受。王鴻一在民國初年曾任教育司長，是山東一位實力派人物。他痛感當時學校僅僅做些知識傳授，與生活本身疏遠隔膜，傾心辦理當時在曹州的山東省立第六中學。興學不隻是個搭台子的活兒，唱什麽戲，怎麽唱，是與搭台子同等重要的事。王鴻一像梁漱溟一樣，也觸摸了東西方思想的衝突這一時代課題，苦求不得其解。他聽了陳亞三的講述後，特意到北京向梁漱溟當麵請教。
1921年夏天，在王鴻一的主導下，濟南暑期講演會邀請梁漱溟再次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一題目。根據演講記錄整理的同名論著也於當年出版，引起了極大反響。
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後的文化氛圍中，梁漱溟提倡中國文化代表了世界發展的趨向，是非常不容易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本書能在新文化運動潮流中站住腳，全靠其平實、細致和深入，即使在九十年後的今天，讀上三四頁，便能感受到作者的坦誠和思考力度。該書將世界文化解說為三個係統，認為西方以科學、民主為特色的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他從儒家的情誌生活中提出“剛”的態度，將“剛”與“欲”區別，一個是內裏充實有力，一個是拋荒自己、傾欹在外的假有力，並提出要過一種“剛”的生活，以此保證在接受西洋科學和政治影響、向前追求時不致落入西方人感情受傷、貧乏的境地。此書最後歸結出“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向社會提出“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