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應急作推進社會的功夫，此推進功夫就是教育，故可以說我們應大辦教育，大辦社會教育，以教育括舉一切建設，而教育則以社會教育為本位建立係統。
——梁漱溟：《思想領悟輯錄之六》
出麵辦學，成就事功，必在現實中有機緣。
在梁漱溟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四十多天裏，王鴻一每天必到，恭敬聽講，由此解開了多年來困擾自己的難題。他認為既然問題已經解決，就應該本著得出的見解在社會上廣加發揮，請梁漱溟出麵主持辦一個大學。或者說，“戲碼”有了，就應該搭一個更大的“台子”，把這台戲唱大。為了進一步說服梁漱溟，王鴻一與梁漱溟一同回京，請當時的總理靳翼青親自主持此事，解決學校經費問題，並說服梁漱溟打消顧慮。但梁漱溟仍不能決斷，他有三個方麵的考慮，一是在教育人才不夠的情況下隻能建成一所假托高名、空虛敷衍的大學，不如不辦；二是他覺得自己個人的資質適合於做學問，若辦事必廢學，所以寧願隻做一名教員，由其他人來主辦，而由別人主辦又怕不能盡自己心願；三是當時已聚集的其他合作者的為學風格並不與自己一致，若現在強合一起，他日半途分裂，則不如現在就不參與其事。
最後，梁漱溟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先不成立大學，而先成立一個學會。學會是一個研究機構，通過學會結識那些立誌好學、有成才潛質但又被埋沒的青年朋友，把這些分散的學人聚攏到一起，為其解決生計和研究資料費用問題，使各個研究方向的學人相互補益資助，為將來成立的大學延攬、培養、準備人才。這就化解了梁漱溟的一個擔憂，既不耽誤個人的研究，又能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學會發展到相當程度後由學會辦大學，凡事通過學會決定，種種意見都經由學會協調，辦學的主持人不會因為見解不同而傷和氣。梁漱溟的風格是交朋友就要互相信任，但在信任之前要下一番了解的工夫，學友們在學會中從事研究，相輔以仁，兩三年後彼此在感情、誌向和學問上都能相通，將來興學一則辦事容易團結，二則趣味相投，內部一貫，便於成就一股新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