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拚命趕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難忘的同學陶治安先生幫助我學習，晚上“非法”偷開夜車，大概一年後，才追上同學們。算學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車”隻能躺在**偷開，因此正式自習時間全部費在算學上。我連亞剌伯數目字都沒有見過，憑空學起“命分”來，也幸得陶先生的幫助，使我逐漸克服困難。
——範文瀾：《從煩惱到快樂》
兒童和少年時代的範文瀾，與他成名後給人留下的謙虛、溫和的形象以及他曆史著作的嚴謹、深沉的風格，有著鮮明的不同：他擁有或許所有孩童都有的淘氣和好玩的天性——爬樹探鳥巢，上屋頂亂走，偷送子觀音小菩薩，大雪天在雪地裏赤腳走，和鄰舍兒童打架……
少時愛好自由的範文瀾對科舉製度下的私塾學習十分反感：“……在趙老師的嚴格‘管教’下，三個活潑兒童，也都成了機器人。”[1]後來，科舉製度被廢，14歲的範文瀾被送入縣立高等小學堂學習。在這裏，他親眼見到了秋瑾被捕的情景。這一革命事件對範文瀾影響很大：
一忽兒，看見秋瑾穿著白汗衫，雙手反縛，被一個兵推著走。前麵有幾個兵開路，又有幾個兵緊跟在後麵，他們都端著上刺刀的槍，衝鋒似的奔過我家門旁的錦鱗橋，向紹興知府衙門的路上奔去。秋瑾嚴肅鎮靜的神情和那群狗子們瘋狂凶惡的可憎相……自然要同情秋瑾，厭惡那群狗子們。
這件事情在範文瀾心裏播下了“革命”的種子，讓他對“革命”有了一層模模糊糊的感悟和理解。對自由、進步的渴求讓他對那些羈押秋瑾的人感到憎惡，而自然對秋瑾的革命氣魄產生一種敬畏之情。進步的思想開始在少年範文瀾身上萌芽。
縣立高等小學堂畢業之後，範文瀾考進上海浦東中學堂。浦東中學當時的校長是著名教育家、政治家黃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