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運動起來，才打得我半動。我開始知道帝國主義的凶惡殘忍，非轟跑它不能救中國。我參加天津市民大遊行，從出發到回校，沒有掉隊，嗓子叫啞了。
——範文瀾：《從煩惱到快樂》
北大畢業後，1918年，範文瀾經許壽裳介紹，到沈陽高等師範學堂任教。1920至1925年間先後在河南省衛輝一中，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任教。在南開大學時，由於他經常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授共產主義，當時的天津警備司令部預謀逮捕他。經校長張伯苓的救助，他離開天津至北京，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等高校任教，最忙時每周課時竟達30小時以上，算下來工作日每天得上6個小時的課，十分繁忙。
1936年，範文瀾至河南大學任教。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範文瀾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身體力行創辦抗戰講習班，甚至親自上課，為抗日運動兢兢業業，毫不吝惜地奉獻自己。因為是親自創辦抗戰講習班，範文瀾的身份便相當於講習班的“校長”。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講習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抗戰講習班的目的是培養一批抗日救亡運動骨幹，以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當時講習班開設的課程有“中國革命問題”（嵇文甫主講）、“遊擊戰術”“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劉子厚主講）、“時事政治”（範文瀾主講）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這些課程針對性強，十分切合當時愛國青年的心聲。
要在短期內培養出一批優秀的救亡運動骨幹，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範文瀾“校長”做到了。他在講習班裏一改傳統的教學模式，采用容易記憶的啟發式教育方法，包括讓學員成立各種研究小組，進行討論性質的學習研究；課餘時間老師與學生自由討論，沒有尊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挖掘學員主動性和積極性，讓他們學會思考，學會解決問題。在實踐上，範文瀾更是將理論與實踐結合了起來：他組織學員進入農村，積極開展救亡活動，讓學員積累經驗，在成功與失敗中體味怎麽樣才能更好地團結民眾、教育民眾、組織民眾，並將這種體味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成為日後指導實踐的準則。在軍事課的學習上，範文瀾還組織學員進行實戰演練，讓大家跑到城外沙土崗上進行遊擊戰的演習。這種寓教於實踐、寓教於運用的教育方式成效卓著，也正因為其有用、有效，而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響應和歡迎。講習班上課時，有許多非學員青年到場旁聽，河大的禮堂總是坐得滿滿的。範文瀾進步而有效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在抗戰講習班上得到了積極的反響與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