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若專恃留學，而無國內大學以輔之，而留學而歸者，僅可為衣食利祿之謀，而無傳授之地，又無地可為繼續研究高等學業之計，雖則年年遣派留學，至於百年千年來於國內文明無補也，終無與他國教育文明並駕齊驅之一日耳。
——胡適：《胡適日記》
1910年，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留美官費生，入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留學生活對於胡適而言，猶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雲。胡適與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士廣泛接觸，涉獵五花八門的新鮮知識，並接受了初期的政治訓練。他公開演講、學習議會程序，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有了深入的了解。由於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他於1912年棄農學文，改入康奈爾大學文學院。後於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學習哲學，當時的係主任為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至此，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開始登場。胡適曾言，杜威教授是對他有終生影響的學者之一，他自己關於中國思想與中國曆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
由此，胡適開始接受杜威各種教育思想的影響，他很早就意識到發展教育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措施。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館、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3]
他還撰寫了大量文章探索新教育，其中不乏對各種教育製度的深入思考。尤其是他留美時所寫的《非留學篇》，應算是中國現代留學教育的重要文獻。
作為一種教育製度，留學製度的形成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主要製度，是國人最終開創自家新文明，以便與國外文明交流溝通的利器。胡適在談到留學的目的時說，“留學者，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4]。胡適強調留學不是最終目的，隻是開創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僅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學的目的是為了促使我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盡快完善起來，否則留學歸來會最終無所依憑，留學的意義也就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