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胡適：《胡適日記》
時間倒流到1915年。一日，胡適與英文教師亞丹先生交談，先生問：“中國有大學乎？”胡適無以為對，心靈大受衝擊。遂在當天的日記中泣血疾呼：“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吾死瞑目矣。”[9]一年後，他又在日記中認真地提出要投身教育救國：“近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北京大學的校慶日是12月17日，這一天也正好是胡適的生日。也許胡適和北大之間注定有一種必然的聯係。20世紀初，北大浸染在新文化運動的新鮮空氣中。1917年9月，胡適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史”。這位立誌要教育救國的鬥士所開墾的第一塊試驗田就是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課堂上。
胡適在北大中國哲學授課曆史上首開先河，打破以往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從伏羲開始講的慣例，丟開唐、虞、夏、商的“可疑而又不勝其煩的一段”，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稱西周為“詩人時代”。這讓早已習慣了“聽兩年才到商”“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不過其中也不乏幾個頗有國學修養的翹楚，漸漸“聽出一個道理來了”。顧頡剛就找到傅斯年，勸他也去聽一聽，並稱胡適課講得的確不差，有眼光，有膽量，有斷製，是一個有能力的曆史學家。
胡適的大膽改革鎮住了北大那一班求知欲強、思想活躍的大學生，無愧於蔡元培對他“心靈手敏”的四字評價。若幹年後，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裏也對胡適的哲學課作出了自己的評價：“這對於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麵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