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就是——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這一方麵，我希望大家一齊加入，同心協力用全力去幹。隻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燈決不如屋頂的燈照得遠，屋頂的燈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陽照得遠，就是這個道理。
——胡適，1920年於北大所作題為《提高和普及》的專題演講
胡適對北大的“提高”可謂披肝瀝膽、殫精竭慮。對北大懷著深重厚愛與殷切期望的胡適早已在心中認定：“現在中國隻有一個北京大學可以大有為。”他不再滿足於在教學上獨善其身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是主動借鑒自己早已爛熟於心的西方大學的管理製度與運營模式，決心不懼環生險象，不計難易得失，將手中“利劍”對準中國舊教育體製的“咽喉”，在北大新教育的大政方針甚至體製改革的細節措施上處處嘔心，時時費力。
每年的開學典禮，胡適幾乎都要發表講演，重申他對大學在“提高”上的殷切期望。如1920年9月他抱病參加新學年開學典禮，作了《提高和普及》的專題講演。他說：“我從1917年來到本校，參與了三年的開學典禮，一年得一年的教訓……我們北大這幾年來，總算是掛著‘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剛才說過，我們自己在智識學問這方麵貧窮到這個地位，我們背著這塊金字招牌，慚愧不慚愧，慚愧不慚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職員與學生，以後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工夫。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他明確指出：“我不希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麵做工夫。”[11]他再次強調：“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這一方麵，我希望大家一齊加入，同心協力用全力去幹。隻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燈決不如屋頂的燈照得遠，屋頂的燈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陽照得遠，就是這個道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