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地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胡適：《老鴉》
如果說文學改革使胡適“暴得大名”，那麽對傳統國文教育的改革，則使胡適在教育文化界的影響垂諸久遠。因為教育改革是比文學改革更為廣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說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也許很多人並不知道，早在文學改革之前，留學美國的胡適便參照西方現代文法，來實施對我國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說是國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覺者。更為重要的是，胡適與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複、錢玄同等人一起參考西文的標點符號，製定了我國新式標點十二種的議案，並在1920年頒行全國。其對文化教育普及的影響之深巨，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
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篇發難文章，倡導以白話文“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胡適當時的思路有兩個關鍵環節，首先是創造具有生命活力的白話文學即所謂“國語的文學”，然後將這樣新創造的白話文學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學國語教材，成為新的國語典範；先在中小學生中普及，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積澱與傳遞，白話文就能夠真正在國民中紮根，成為名副其實的“國語”。
1920年4月，教育部發出通告，規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編寫的教科書一律廢止，要求各學校逐步采用經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其他各科教科書也相應改用語體文。[14]就在教育部通告頒布的同時，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新體國語教科書》（八冊），這是中國第一部小學國語教科書。接著，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中等學校用白話文範》（四冊），這是中國第一部中學國語教科書。此後，國語教科書數量大增，白話文教科書的地位終於得到了正式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