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給人帶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視眼，沒有明白的認識，遠大的視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視眼帶了一付近視鏡，眼光變了，可以看明清楚遠大。
——胡適：《學生與社會》
胡適是新教育的“助產士”與“催生婆”，同時也是新教育精神忠實的捍衛者。他高舉“教育獨立”的大旗，反抗與掙脫當時宗教和政治兩股勢力對教育的幹涉與侵害。
胡適認為教育的真諦不僅在於傳授知識與文化，更在於認識真理、追求真理、傳播真理，並為自己所認識到的真理而奮鬥。
在胡適看來，教育的真正成功是培養出不因循守舊、阿時附俗的個性或特性。所以當有人對教育失去了信心，高喊“教育破產”時，胡適卻大聲疾呼“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16]。
胡適相信教育應該獨立，盡量少受政治風潮的波動，受政府三天兩頭更替的影響。因此他呼喚大學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有獨立的管理機構，有獨立的管理製度。
1917年，胡適還提議在北大實行類似於歐美大學教授會的“教授治校”製度。5年後他在紀念北大校慶24周年時說到“教授治校”的好處。他認為使北大從校長、學長獨裁製變為“教授治校”製，最大的功效在於增加教員對於學校的興趣與情誼，同時利用多方麵的才智，使學校的基礎穩固，不致因校長或學長的動搖而動搖全體。說到北大的發展，胡適仍動情地回憶起蔡元培先生的好處來：一是真正提倡學術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獨攬大權，充分尊重教授會的意見。因此教育的獨立若先從此處著手，循序漸進，待大環境之改善，最終獨立而獲自由，雖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絕非遙遙無期。
胡適是公認的教育界領袖之一，他對教育之重視，幾乎貫穿於他的一生。胡適的教育理念，還關涉體育、音樂、讀書、學生的修養與擇業、教育家傳記、書院史料等。他對中國現代教育的貢獻，是無論如何都不容小覷的。他在各個時期對教育的奔走呼籲，既存教育救國之心，也是他對西方理論尤其是杜威的一些先進教育理念認同的結果。他認為教育是接受人類遺產的必要途徑，是人類文明積累和傳遞的重要環節，是立國之本，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基礎。這既是他本人讀書治學的經驗，也是遍觀民國社會弊端後所開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