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經戊戌政變、八國聯軍之役與自立軍起義失敗，章太炎終於與康、梁決裂。壬寅（1902年）三月，他在東京舉辦“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表明反清革命決心。癸卯（1903年）早春二月，太炎到上海愛國學社任教，並與蔡元培、章士釗等在《蘇報》上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蘇報》言論日趨激烈，特別是太炎先後發表《駁康有為政見書》及評介鄒容《革命軍》等文，直斥皇帝為“載湉小醜，未辨菽麥”，更引發一場文字獄——《蘇報》案。章太炎、鄒容因此入獄服刑。
從癸卯（1903年）閏五月初六被捕，到丙午（1906年）五月初八刑滿釋放，太炎被囚整整三年。作為一代國學大師，其獄中生活亦頗有可圈可點之處。南社詩人柳亞子稱讚說：“泣麟悲鳳佯狂客，搏虎屠龍革命軍。大好頭顱拋不得，神州殘局豈忘君。”(《癸卯冬日有懷太炎、慰丹》）
詩中“佯狂”一詞頗有深意。因為太炎性格古怪，常被人譏稱“章瘋子”。“瘋”即是“狂”，但並非狂妄和輕狂，而是性情自然流露的真率，可能有所張揚，卻無絲毫虛偽，所以稱之為“佯狂”，可見詩人遣詞用字的功力。
狂還可以理解為“狂狷”。在孔夫子還未成為神聖的那個年代，儒本來有“狂狷”與“鄉願”之分。《論語·子路》就有此一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太炎重視國學，並不獨尊孔子，他敢於把孔子放在與其他諸子平等的地位而品評其短長。但就其品格而言則頗近於儒之“狂狷”，無論是進取還是有所不為，都顯現出幾分真率。
太炎自視甚高，因此自責甚嚴。他在獄中感歎：“上天以國粹付餘，自炳麟之初生，迄於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至於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餘手，是則餘之罪也。”人們可以非議太炎以國粹存亡續絕係於一身之謬誤，但卻不能不尊重這“泣龍悲鳳”之佯狂背後的厚重曆史責任感。其實，既往的真正國學大師們，有誰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與國粹融為一體，並且把維護、繼承、發展民族文化作為最高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