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必然性多半是寓於偶然性。辛亥革命研究在湖北的蓬勃發展固然具有必然性，然而其發端確實出於偶然。
新中國成立初期，辛亥革命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在學術上備受冷遇。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人們熱衷於太平天國與反帝鬥爭，而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卻很少有引人注目的討論。我當時和別人一樣，也是寫些諸如中國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國的性質及其土地製度之類熱門文章。
轉向辛亥革命研究主要是由於外來刺激，而且轉變的速度也很遲緩。1954年秋，民主德國曆史學者貝喜發博士專程來武漢調查研究辛亥革命，我有幸參與接待工作，並且開始與張難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一批辛亥老人結交。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一個外國人不遠萬裏來到武漢研究辛亥革命，我們常年住在武漢的中國學者反而對此不大關心，真有點難以言說。從此，我決心研究辛亥革命，不僅認真閱讀《中國近代史叢刊》那8本辛亥革命資料，還經常向辛亥老人請教一些疑難問題。但是，那些年月政治運動太多，除教學工作外，我能夠用於從事研究的時間極為有限。1957年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以後，全民為之狂熱的“大躍進”又接踵而至。我被下放到草埠湖農場勞動鍛煉一年多，直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學校，這一期間自然無從研究什麽學術。
1959年的政治形勢有所變化，人們逐漸冷靜下來，“重建教學秩序”乃至“重整家園”等呼聲在校園內此伏彼起。我正處於年少氣盛時期，自然也不甘寂寞，於是鼓起勇氣向曆史係領導提出籌劃在武昌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國學術會議的構想。校、係兩級領導都很讚賞這個建議，並且立即向湖北省委宣傳部匯報。當時，高校仍屬省委宣傳部領導，關係極為密切而且他們對教師隊伍情況也比較熟悉。宣傳部迅速表示同意，除上報中宣部外並責成湖北省社聯具體籌備。省社聯主席是德高望重的李達校長，具體負責者則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密加凡和理論處處長彭展。他們都非常重視這項工作，並且指派我參與會議的前期具體籌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