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內篇四有“釋通”一文，曾謂“《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內篇五“申鄭”一文又雲：“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章氏雖然是側重通史體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識之議論，因為體例與內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謂別出心裁，自成經緯，均與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啟超談史學革新亦曾強調通識之重要，指出：“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科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轉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夫然後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見，而整個的文化，始得而理會也。”(《中國曆史研究法》）稍後，在討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時，他又強調要把學者之著述及言論、政治家活動之遺跡、法典及其他製度、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證察時代背景及時代意識者四類資料,“全部貫穴熔鑄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謂通識，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樣適用於整個史學研究。他強調的要發現“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係”，實係一種泛指，既包括縱向的前後連續性，也包括橫向的相互關聯性等，隻有超越相關各類專史而又加以“貫穴熔鑄”始能得之。我所接觸過的一些老輩學者，經常強調縱通、橫通、中外古今法、東西南北法，大抵都是這個意思。而時下一些海內外學者所運用的係列研究或係統學方法，與此亦有相通之處。據我切身體會，專則易入，通始能出。若無深入的專題研究作為基礎，所謂通識則如水無源，如木無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識，亦易流於支離破碎，乃至成為餖飣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