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911年秋季進入金陵大學，曾經回家鄉參與辛亥革命。回校複讀以後，不僅學習刻苦勤奮，各科成績名列前茅，而且關切時事，熱心公益，積極參加社會活動。金大校報《金陵光》原先隻有英文版。在他積極策動下，終於在1913年2月開始出中文版，並且在半年以後擔任主筆。當時他還隻是本科三年級學生，竟敢在中文版增辦的“緩起”中尖銳地批評過去教會學校“醉心歐化、蔑視國文”的積弊，同時也提倡“借西學之長以濟己之短”的辦報方針。中文版《金陵光》辦得生氣勃勃，內容充實，頗受師生歡迎。
回顧早期大學校報，包括北京大學在內，學生擔任主筆或編輯者甚多。我在海外多年，所見各大學校報，也有許多由學生經辦，並且享有較大自主權利。這是值得我們作為參照的，當然也不必機械模仿。
我與華師校報可以說是相伴終生。我愛看校報，也經常主動為校報撰稿，主要是把校報作為與學生交流的重要橋梁。通過校報可以捕捉大量學生信息，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麽，想什麽；同時我也借校報向他們傾吐心聲，這就是師生之間必要的思想交流。我以此為樂，而且樂此不疲。
我是華師校報的曆史見證人之一。眼看複刊千期以來，校報由小到大，由單薄到充實，由呆板到活潑，感到由衷的欣慰。特別是校報刊載了學生許多才華橫溢、青春鮮活的詩文，有些已經深深記在我的腦海。
但是，綜觀近年校報，也不免增添若幹憂慮。校報的篇幅越來越大，這本來是好事；但是越來越向“官方”大報看齊，卻不免削弱了大學校報的本色。大學就是大學，不是政府機關；校報應該以學生為主體，並且為學生所喜聞樂見。如果把校報辦成主要是政府文件、領導講話的“官報”，那就與作為獨立教化實體的大學身份很不相稱。根據現今的宣傳體製，我們一時還很難讓學生自己辦校報或以學生為主導辦校報。但是從辦報理念來說，更多體現“以學生為本”，更多吸納學生的活力，更多反映學生的學習、生活和意見，在風格上也更多地符合青年學生的愛好口味，我想還是有很大改進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