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冬舜徽先生猝逝，我正在美國加州大學執教，遠隔重洋，音訊稽遲，未能及時撰文悼念。現在僅就回憶所及，略述前輩學者的氣象和風采。
他是1951年春季奉調來武昌中原大學教育學院任教，我作為曆史係助教（相當於現時兼職的教學秘書）負責接待與安排生活，所以結交與共事前後達四十年以上。當時根據中央指示，學校即將轉入正規大學教育，像他這樣確有真才實學的資深教授到來，增強了我們辦學的信心。
他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文質彬彬，平易近人。由於家眷尚在湖南，他與我們一起過集體生活，毫無特殊之處。每天清晨必定參加政治理論學習，除集體討論外還寫了許多讀書筆記。記得他曾結合社會發展史學習，從漢字的形、音、義流變，印證勞動創造世界的道理，筆記字跡工整，一絲不苟，體現了嚴謹學者的風範。
1951年秋季，中原大學教育學院與華中大學合並，隨即全校師生投入“土改”和思想改造運動，他都積極參加，力求跟上時代步伐。由於他已經在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過一年，所以對於這些政治運動的理解與適應略勝於曆史係一般年長教師。從1952年秋季開始，他先後為曆史係本科開設曆史文選與曆史要籍介紹等課程，廣征博引，深入淺出，幫助年輕學生奠定良好學業基礎。
當時學校宿舍相當緊張，他一家數口隻有擠住在張師母任教的曇華林小學分配的兩間簡陋房裏，但賢淑的師母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窗明幾淨，依然書香人家。先生課餘筆耕不輟，閑暇則抱甕灌園，種菜養雞，聊以彌補家用之不足。真正是“胸懷恬澹，不慕榮利；升沉寵辱，委之自然”。
1956年“雙百”方針的發布帶來了向科學進軍的春天，這也是舜徽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後誌氣最為發舒的一個時期。在校內外曆次科學報告會上，他宣讀了一篇又一篇功力深厚的論文，並且以淵博的知識與雄辯的口才贏得眾多校內外師生的傾服。在此前後，湖北人民出版社接連出版了他的三本著作：《中國曆史要籍介紹》《中國史論文集》《顧亭林學記》，舜徽先生的學術業績遂為國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