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1歲那年（1937），由於日軍侵犯上海南京，逃難跑到四川。第二年秋天，以淪陷區學生身份進入國立九中，享受政府“貸金”待遇，在極其困苦的條件下讀到高三上。
九中位於四川江津德感埧，這是一個貧窮落後的鄉村，除校本部（女生集中於此）是新建的簡陋校舍以外，其餘初中三個分部、高中一個分部都是利用山間古老的祠堂作為宿舍，再用竹片、泥土、茅草搭蓋一些勉強蔽風雨的教室。但師資陣容和圖書條件卻很強，因為安徽大學遷入四川後無力複校，許多老師隻有屈就九中教職，豐富的大學藏書也被我們這些中學生任意享用了。
整整5年，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自己孟浪的少年時代。丟人現眼的往事倒是甚多，可圈可點的業績幾乎全無。《長江日報》要我回憶小時候的情況，真是不知從何下筆，隻有寫瑣事數樁，或許能引起今天青少年讀者的若幹興味。
一、早就名列“老九”
初中時代，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小難民，從四方八麵聚集在一起。當時還沒有“三青團”，國民黨也顧不上加強控製這些偏遠的中學，我們倒是生活在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中，既無父母的教導約束，老師也多少有些放任。漸漸地，在我們中間，自發形成了若幹群體。有些年齡稍大的同學，結合在一起辦牆報或演戲。有些同學或則由於是同鄉、同學，或則由於是親戚、世誼，也有自己的小圈子。還有些同學是從重慶保育院來的，他們的衣服被褥比較整潔，舉止行為比較規範，但思想也比較正統，常常站在校方立場。他們很自然地形成一個稍微特殊的群體。可能是由於有些忌妒，也可能是由於不自覺地把對現實的不滿發泄在他們身上，我們這些破衣爛衫的野孩子，常常怪腔怪調地學著他們唱：“我們的媽媽宋美齡，我們的爸爸蔣委員長。”好在那時政治鬥爭還未延伸到鄉間中學，他們也確實較有教養，對我們“犯而不較”，所以大家還能和平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