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在武漢住一輩子。
1932年，也就是長江大水災之後的那一年，由於父親參與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的籌建，我也隨同來到武漢，借住在糧道街古老而又陰暗的民宅，並且在胭脂路小學讀一年級。那時班上隻有我一個外地學生，因而成為本地學生“欺負”的當然對象，曾被大孩子從山坡上推下，把右臂跌傷，至今仍有隱痛。武漢小學老師上課人人手執教鞭，不僅威懾精神，且常接觸肢體，那寒冬臘月凍手挨重鞭的滋味真是終生難忘。
因此，我不喜歡武漢，兩年以後回到故鄉，從未想過再來武漢。
但是1937年抗戰爆發了，這年深秋（或初冬）我們全家隨著一撥又一撥的難民潮再次來到武漢。不過這次是暫住等待上水船，很快便到四川去了，對保衛大武漢的轟轟烈烈場麵無緣目睹。
抗戰8年都是在四川度過的，因此我對四川感情特深，一向視之為第二故鄉。由於時過境遷，對於童年曾經居住的武漢，印象已經非常模糊，說不上什麽喜歡不喜歡。
但是，想不到革命洪流卻使我重新進入武漢，而且是嵌入式的進入，從此便終身定格在這中部大城市，仿佛已經被焊接在鋼板上的鉚釘。
當然，我起初也並非心甘情願留在武漢。進軍大西南，解放海南島……但凡有什麽可以乘機離開武漢的壯舉，我都曾滿腔熱情報名參加，不過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終。“組織”不止一次嚴肅地告誡：“別再胡思亂想，在新的曆史時期，你的任務就全心全意參與建設新型正規大學。”我們這一代人，“組織”觀念特強，隻要是“組織”的決定，我們必然堅決執行。就這樣，我一頭紮進華中師範大學，至今也整整服務了半個世紀以上。
所以，1995年春，香港《星島日報》曾發表一篇特約記者的專訪，標題就是“革命為章開沅選擇職業”，並且故弄玄虛地說：“章開沅一生充滿偶然。”我則自我調侃：“我與史學是包辦婚姻，先結婚，後戀愛。”是在長期工作中產生了極為濃厚的感情。對於武漢，我似乎也是別無選擇，先落戶，然後在長期的工作與生活中增進了理解與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