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誠然創造了燦爛輝煌的現代物質文明，並且或多或少提高了億萬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與倫理道德而言，人類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我們曾經曆了史無前例的兩次世界大戰，局部戰爭則至今連綿不絕；而由於高科技用於現代戰爭，造成的人類生命財產損失更遠遠超過曆史上任何恐怖時代。在這一百年中，環境破壞，資源浪費，吸毒與犯罪率的劇增，在規模與危害程度兩方麵也是史無前例。
1968年英國史學大師湯因比以85歲高齡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即已對現代文明的嚴重缺失表示深沉的憂慮。他說：“近代初期的烏托邦理論，幾乎都是樂觀的。這是因為，沒有明確地把科學進步和精神上的進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他們錯誤地認為，累積科學和技術上的進步，會自然地累積精神上的進步……近代西歐的這種幻想，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動搖。接著，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製造和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所粉碎。長壽的H.G.韋爾斯，他有幸看到了這種幻滅，嚐到了這個苦果。因而韋爾斯以後的烏托邦理論，就變成了帶有諷刺味道的反烏托邦思想，這些烏托邦理論發展到極端，就變成悲觀的了。這是因為，從近代初期到1914年，四個世紀期間發表的烏托邦理論，都過於樂觀，反而成了對於這種過於樂觀情況的一種反動。”[1]
湯因比進一步論述了科技與倫理的關係：“科學的進步，通過技術的應用，給人帶來統治別人，統治人以外的自然力量。所謂力量，在倫理上是中性的，可以用於善的方麵，也可以用於惡的方麵。力量隻是增加善惡行為所帶來的實質性影響的程度……原子彈如果用於惡的方麵，一瞬間就可以殺死幾百萬人。然而，人的力量在一對一的戰鬥中，即或使用金屬武器，一次最多也隻能殺死一個人。相反，醫學的進步給醫生帶來的力量，現在可以拯救幾百萬人免遭細菌和病毒的戕害。這同一科學力量，如果被用於細菌戰，就會像原子彈一樣，使幾百萬人喪生。如此看來，科學技術力量對人生命的影響，取決於使用這種力量的人的倫理水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