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抵長江流域後，國民黨實行“清黨”，“分共”，屠殺共產黨人。在北方，奉係軍閥作困獸之鬥，反共反赤，控製言論，摧殘自由。錢玄同參與編輯並為主要撰稿人的《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到了封禁”。[1]錢玄同對此深表憂慮。在1928年4月6日致胡適的信中，錢玄同表達了這一憂慮心情：“‘言論自由’這四個字，究竟能否不‘帶住’（當作‘打住’——原注），此則非下愚所能知者矣。”[2]不幸的是，錢玄同的憂慮變成了現實。這種現實不是來自北洋軍閥，而是來自取代北洋軍閥統治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建立起在全國的統治之後，實行一黨專製，輿論一律，黨化教育，使晚清以來眾聲喧嘩、思想多樣的局麵不複存在，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啟蒙、理性、寬容等信念一概碰壁。在新的政治形勢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麵臨新的選擇，或者是早早躲入“十字街頭的塔”，或者是抗爭之後，而不得不“拋卻人權說王權”了，中國現代啟蒙運動陷入了低潮。錢玄同也由一個五四時期的“慷慨激昂”不斷“呐喊”的啟蒙思想家逐漸變為一個書齋中寧靜的學者了。
不過，晚年的錢玄同始終堅持自由主義。他主張思想自由，教育價值中立。他反感在大學中做紀念周，托詞拒絕參加。這在他的日記中多有記載。如：1930年3月3日記道：“今日上午十一十二時本是師大功課，而今日十時忽然要做總理紀念周，且有李湘宸其人來演講，因而不問十一——十二有沒有（課），便不去了。”[3]1930年3月17日記道：“師大忽定出規矩來，各係主任輪流做紀念周，今日輪到我，我隻好裝病了。”[4]同樣，錢玄同也不讚成在大學中各係都開設唯物史觀課程。在錢玄同執教的國文係，有人要求開設唯物史觀課，致函錢玄同。錢玄同拒絕開設，他的理由是“曆史係已有了，豈《聖經》須各處宣傳，如道旁之贈馬太福音者乎？”。[5]事實上，如同反對在大學中做紀念周但不反對孫中山的思想一樣，錢玄同雖反對在大學中到處宣傳唯物史觀，卻歡迎用曆史唯物主義解釋研究曆史，而且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對於中國最早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上古曆史的郭沫若及其作品《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就極為欣賞，他在日記中曾寫道：“近來每於晚間臥榻上看郭氏書，覺其見識超卓，治甲、金文字當以此為正路。我之目的雖與彼不同，彼重曆史，我重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6]可見，錢玄同不滿思想專製、輿論一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主張毫無二致，隻是在新的情況下，那積極的戰鬥變為消極的反抗了。當然，錢玄同有時也有公開的抗議，針對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後加強思想控製的做法，錢玄同在師大的一次公開講演中批判思想統一之荒謬，認為是嬴政、劉徹、朱棣、愛新覺羅·弘曆四個老鬼的魂又出現了。[7]把當時的思想專製政策與曆史上四個專製帝王相提並論，可見錢玄同對之的憤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