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玄同晚年文化關懷重點有所變化，由注重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轉向了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的積極成分的挖掘。在他的日記中多有這方麵的記載。茲引數例：
其一，錢玄同提出中國自明代以來到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一場文藝複興運動。他在1937年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以為，十六世紀初年至二十世紀之初（實民國之初），此四百餘年，為中國之文藝複興、宗教改革時期，始於王陽明之龍場一悟（一五〇八），終於《新青年》出版之年（一九一五）。對於宋儒（程朱）以來不近人情之改革，陽明、卓吾、黎州、習齋、圃亭、東原、理初、定庵諸人是也。對於學術之革新，如焦竑以來之實學是也。最近五十年餘中之前二十年開燦爛之花。[39]
如果將這段話與錢玄同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中對近五十年中的前二十年的描述結合起來看，就是錢玄同描述出的中國文藝複興小史：
最近五十餘年以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運動當分為兩期：第一期始於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於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一期之開始，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閩洛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距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疾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或窮究曆史社會之演變，或探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戲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雖趨向有殊，持論多異，有一誌於學術之研究者，亦有懷抱經世之誌願而兼從事於政治之活動者，然皆能發舒心得，故創獲極多。此黎明運動在當時之學術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麵廣博，波瀾壯闊，沾溉來學，實無窮極。[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