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經過疑古辨偽運動的打擊，傳統的儒家經典徹底失去了神聖地位，而轉為古史資料的一部分。錢玄同說：“經是什麽？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學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國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審查它的真偽之必要。古文經和今文經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為可信的真史料，孰為不可信的偽史料，豈可漫不考辨而隨意的采用或隨意的不采用。”[74]這一見解，反映出經在近代曆史發展中地位的變化。
研究古史以懷疑為重點，是疑古學派的史觀。到20世紀30年代後，錢玄同仍堅持這一史觀。他說：“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不但過去的學術界是這樣，你看，現代新出的書，關於國故方麵的材料，除一二種特別的，能根據甲骨刻辭，尊彝銘文，及新發掘得古器物來講古史外，一般的《中國文學史》不是依然大談其《五子之歌》嗎？一般的中國曆史，不是依然談三皇五帝，談周公作《周禮》嗎？所以，我以為我們現在對於治國故的人們，應該供給他們許多辨偽的材料，而辨偽‘經’的材料比辨偽史、偽子、偽集的材料，尤其應該特別注重。”[75]1931年，錢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證〉書後》一文中說：“咱們現在對於古書，應該多用懷疑的態度去研究它們，斷不可無條件的信任它們，認它們為真古書，真事實，真典禮，真製度。與其過而信之也，寧過而疑之，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76]在此後的《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文中，錢玄同進一步論述道：“凡治曆史科學，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審查史料的真偽’，簡稱可曰‘辨偽’。”[77]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學術界對經書真偽問題的討論，就是由錢玄同等人倡導的。[78]錢玄同晚年考證儒家經典，是站在曆史文獻學的角度、把經書作為曆史資料的一種進行的。他說：“近儒之主張應該分析經今古文的，或認今文為真而古文為偽，或認古文為優而今文為劣，雖立論相反，然皆以為今古文不同在經說，而文字之差異與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竊謂不然。我以為今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則文字之差異；至於經說，雖有種種異議，其實是不值得注意的。”[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