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部清代曆史而言，清初的順治、康熙二朝，是一個奠定國基的重要發展時期。清王朝建立之初，經曆明末數十年的戰亂，經濟凋敝，瘡痍滿目。隨後，滿洲貴族自身錯誤的民族高壓政策，南明殘餘勢力的掙紮，以及農民起義軍餘部的對抗，又釀成長達近40年之久的國內戰爭。在長期的社會動**中，國計民生遭到了空前的破壞。然而就是在這樣極度艱難的局勢之下，清初統治者不僅消除了敵對勢力，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而且贏得了經濟的從複蘇而趨向繁榮。促成這一曆史轉折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間，封建國家的文化政策就發揮了積極的曆史作用。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1]。從順治到康熙，近80年間，清廷始終以此為製定文化政策的立足點。由於把文化教育作為治國根本大計，因而戰略決策的正確，就保證了學術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知識界是社會的中堅。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無不把爭取知識界的合作作為施政的基本方針。因此，清朝入主中原之初，雖然軍事征服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但是它依然如同先前的統治者一樣，把開科取士視為掄材大典，向知識界敞開了合作的大門。以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詔舉“博學鴻儒”為標誌，清廷為爭取知識界的全麵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初文化政策的曆史作用，還表現為清初統治者完成了對社會凝聚力的選擇。任何一個社會要尋求自身的發展，都必須具有凝聚全體社會成員的力量。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這一力量的選擇會因時因地而各異。然而樹立共同的社會理想，明確應當遵循的公共道德規範，則是一個具有共性的基本方麵。清初，無論是世祖也好，還是聖祖也好，他們最初都選擇了尊崇孔子的方式，謀求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統一知識界的認識，確立維係封建統治的基本準則。爾後，隨著封建統治者儒學素養的提高，清廷選擇了將尊孔具體化而趨向朱學獨尊的曆史道路。確認朱熹學說為官方哲學，使清初統治者為一代封建王朝找到了維係人心的有效工具。在經曆長期的動亂之後，這對於穩定社會，促進封建國家經濟、文化諸方麵的恢複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的成功表明，如果忽視去進行這樣的選擇，一旦社會失去凝聚力量的時候，後果是不堪設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