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維護統治者根本利益的手段，一定時期的文化政策總是那一時期統治者思想的集中反映。就中國古代社會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有作為的封建帝王治國思想的反映。清聖祖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清初封建國家的文化政策，正是以其儒學思想為依據製定的。因此，剖析聖祖的儒學觀，對於把握清初文化政策的實質及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就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清聖祖名玄燁，公元1662年到1722年在位。他生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卒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終年69歲。逝世後，諡仁皇帝，廟號聖祖。
玄燁8歲即位，14歲親政，這一特定的條件，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諸方麵的早熟。在其儒學觀形成的早期，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儒臣熊賜履。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十四年三月間，熊賜履一直充任日講官。玄燁親政後的日講，雖自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舉行，但實際上正式開始則是此後一年多的十一年四月。也正是從此時起，熊賜履把年輕的玄燁引入了儒學之門。熊篤信朱熹學說。當時，他省親回京，在玄燁召見時即明確表示：“臣讀孔孟之書，學程朱之道。”[1]半月後，他以朱熹注《論語·學而篇》的講解，揭開了康熙一朝日講的第一頁。在其後的3年間，熊賜履始而隔日進講，繼之每日入宮，向康熙帝講“讀書切要之法”，講“天理人欲之分”，講“俯仰上下，隻是一理”，講“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講“辟異端，崇正學”，講朱熹的知行觀，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總之，既博及致治之理，又廣涉用人之道，為年輕的康熙帝奠定了堅實的儒學基礎。
在熊賜履等人的循循善誘之下，還在康熙十一年六月，玄燁就已經表露出對理學的濃厚興趣。他向翰林院學士傅達禮詢問道：“爾與熊賜履共事，他與爾講理學否？爾記得試說一二語來。”熊賜履的理學主張，諸如“理學不過正心誠意，日用倫常之事，原無奇特”，“惟務躬行，不在口講”等，都為玄燁所接受。同年八月，他又召熊至懋勤殿，鄭重詢問朝臣中講理學的情況。十二年十一月，為了研究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他還特別讓熊賜履等儒臣各撰《太極圖論》一篇，加以討論。熊賜履以講理學而深得康熙帝寵信，於康熙十四年三月擢升武英殿大學士。這以後，熊雖然離開了日講官職務，隨之又在滿漢朝臣的黨爭中失勢而被黜回鄉，但是他的理學主張對於玄燁儒學觀的形成，卻產生了潛移默化的無形影響。“明理最是緊要，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措施。故明理之後，又須實行。不行，徒空說耳”[2]。玄燁的這一段自述，正清晰地道出在熊賜履的影響下，他早年儒學觀的基本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