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梁啟超清代學術史研究得失者，多集中於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樣做無疑是正確的，因為這兩部論著，正是他研究清代學術史心得的精粹所在。但是，作為對梁啟超研究曆程的回顧，則可追溯到《清代學術概論》問世的10餘年前，也就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處女作《近世之學術》發表的1904年。
1902年，梁啟超發願結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這一長篇論著，原擬作16章，惜僅寫至第六章隋唐佛學，便因故擱筆。兩年後，他才於1904年夏，續作討論清代學術史的專章。稿成，即以《近世之學術》為題，刊布於《新民叢報》。文凡3節：第一節“永曆康熙間”，第二節“乾嘉間”，第三節“最近世”。他把清代學術作為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一個階段來考察，文中指出：“吾論次中國學術史，見夫明末之可以變為清初，清初之可以變為乾嘉，乾嘉之可以變為今日，而歎時勢之影響於人心者正巨且劇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1]他的作品雖然對章炳麟所著《訄書》有所借鑒，但是卻以較之太炎先生略勝一籌的高屋建瓴之勢，對200餘年間學術演進的曆史作了鳥瞰式的勾勒。軌跡彰明，脈絡清晰，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實在是一個創舉。
在《近世之學術》中，梁啟超關於清代學術史的若幹根本觀點，諸如清代學術的基本特征，清代學術史的分期，清初經世思潮，乾嘉學派及今文經學派的評價，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等，都已經大致形成。在論及清代學術的基本特征時，他寫道：“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2]梁啟超很注意清初經世思潮的研究，他對清初諸大師，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評價甚高，而且把劉獻廷與之並提，稱之為“五先生”。他認為：“五先生者皆時勢所造之英雄，卓然成一家言。求諸前古，則以比周秦諸子，其殆庶幾。後此，惟南宋永嘉一派（原注：陳止齋、葉水心、陳龍川一派）亦略肖焉。然以永嘉比五先生，則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即所謂用者，亦有其部分而無其全者也。故吾欲推當時學派為秦漢以來二千年空前之組織，殆不為過。”[3]同樣是清初學者，梁啟超對徐乾學、湯斌、李光地、毛奇齡等，則深惡痛絕，斥之為“學界蟊賊”。他說：“上既有湯、李輩以偽君子相率，下複有奇齡等以真小人自豪，而皆負一世重名，以左右學界，清學之每下愈況也，複何怪焉。”[4]在梁啟超看來，從清初諸大師到乾嘉學派，清學是在走下坡路。因此，他對乾嘉學派評價並不高，他指出：“吾論近世學派，謂其由演繹的進於歸納的，饒有科學之精神，且行分業之組織，而惜其僅用諸瑣瑣之考據。”[5]在對乾嘉大師惠棟、戴震的評價上，他既認為：“惠、戴之學，固無益於人國，然為群經忠仆，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誣也。”[6]但同時又對戴震頗多微詞。他說，戴震“極言無欲為異氏之學，謂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焉。此其言頗有近於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學派中一支派。雖然，人生而有欲，其無怪也，節之猶懼不蔇，而豈複勞戴氏之教猱升木為也。”他甚至委罪戴震，認為：“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7]這同他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所為，簡直判若兩人。有關這方麵的情況，我們隨後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