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認識活動，總是沿著一條不斷向前的螺線，由低級向高級，從片麵向更多的方麵發展。梁啟超先生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也正是遵循這一運動法則前進的。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就形式而論，雖然同16年前的《近世之學術》一樣，依然隻是清代學術的一個鳥瞰式的提綱，而且若幹基本觀點也沒有大的異同。然而，過細地加以比較，我們即可發現，二者之間有繼承，有因襲，但卻不是簡單的複述。正如他所自述：“餘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為精密。且當時多有為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舊文者什一二而已。”[1]綜觀全文，梁先生在其中不僅對昔日的某些結論作了必要的修正，而且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廣的切麵上，展示了他對清代學術史的思考，從而使這部論著成為他晚年治清代學術史的綱領性著作。
以下，我們想著重討論一下《清代學術概論》與《近世之學術》的不同處，換句話說，也就是看一看梁先生在哪些方麵把自己的研究向前作了推進。
首先，是關於清代學術史的分期。在《近世之學術》中，梁先生以時間先後為序，將清學分為四期，即“第一期，順康間；第二期，雍乾嘉間；第三期，道鹹同間；第四期，光緒間”。他還就各時期的主要學術趨向作了歸納，認為第一期是程朱陸王問題，第二期是漢宋學問題，第三期是今古文問題，第四期是孟荀問題、孔老墨問題。[2]這樣的分期和歸納，事實上就連他本人也認為不成熟，因此他在所列分期表後特意加了一個注腳：“上表不過勉分時代，其實各期銜接摻雜，有相互之關係，非能判若鴻溝，讀者勿刻舟求之。”[3]到寫《清代學術概論》時，梁啟超就沒有再繼續沿用呆板的時序分期法。當時，他正從事佛學的研究，遂借用“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的觀點，並使之同時序分期相結合，將清學作了新的四期劃分。這就是“一、啟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4]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把前者稱做時序分期法，後者稱做盛衰分期法。同樣是四期劃分，按時序分期，雖無大謬，但它實際上隻是一種簡單的自然主義的寫實。而盛衰分期法，則通過對學術思潮演變軌跡的探尋，試圖揭示一代學術發展的規律。在這個問題上，盡管我們對梁先生的結論尚有較大保留，但是我們依然認為，盛衰分期法較之先前的時序分期法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因為它是從本質上向曆史實際的接近，而不是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