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代學術概論》為起點，梁啟超先生在其晚年，比較集中地對清代學術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這一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其主要表現，首先便在於他對戴震及其哲學的高度評價。
1923年舊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戴震200周年誕辰。梁先生於當年10月向學術界發出倡議，發起召開專門紀念會。他為此撰寫了一篇《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文中對戴震及其哲學備加推崇。他指出：“前清一朝學術的特色是考證學，戴東原是考證學一位大師。”又說：“戴東原的工作，在今後學術界留下最大價值者，實在左列兩項。”即一“他的研究法”二“他的情感哲學”。梁先生認為，由於這兩方麵的價值，所以戴震“可以說是我們科學界的先驅者”，是足以與朱熹、王守仁“平分位置”的“哲學界的革命建設家”。[1]為了準備參加這次紀念會，他趕寫了《戴東原先生傳》和《戴東原哲學》，會後又撰成《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等。在這幾篇文章中，梁啟超先生對戴震的生平行事、思想淵源及其哲學思想的主要方麵，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的結論是：“戴東原先生為前清學者第一人，其考證學集一代大成，其哲學發二千年所未發。雖僅享中壽，未見其止，抑所就者固已震鑠往禩，開拓來許矣。”[2]這些傾心的推許，較之他20年前的微詞，固有矯枉過正之失，但確是研究有得之言。在戴震思想研究中，梁先生的開創之功實不可沒。
同對戴震及其哲學的評價一樣，隨著研究的深入，梁先生早年對清初學者所作的一些過當之論，到此時也都一一進行了切合實際的修正。1924年2月，他撰成《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文中在論及先前他所詆為“學界蟊賊”的湯斌等人時，便已經一改舊觀。他說：“睢州湯潛庵（斌），清代以名臣兼名儒者共推以為巨擘，潛庵宦達後假歸，及折節學於蘇門。而夏峰弟子中，最能傳其學者，在燕則魏蓮陸，在豫則潛庵。時盈廷以程朱學相誇附，詆陸王為詖邪，潛庵嶽然守其師調和朱陸之旨，而宗陸王為多。居官以忤權相明珠去位，幾陷於戮，是真能不以所學媚世者。”[3]對徐乾學，他亦指出：“昆山徐健庵（乾學）、徐立齋（元文），雖頗以巧宦叢譏議，然宏獎之功至偉。康熙初葉，舉國以學相淬勵，二徐與有力焉。健庵治《禮》亦頗勤，其《讀禮通考》雖出萬季野，然主倡之功不可誣也。《通誌堂九經解》嫁名成容若德，實出健庵，治唐宋經說者有考焉。”[4]就連早年被他斥作“偽君子”、“真小人”的李光地、毛奇齡，而今在他的筆下，也得到了持平的評價。他說：“安溪李晉卿（光地），善伺人主意，以程朱道統自任，亦治禮學、曆算學，以此躋高位，而世亦以大儒稱之。”[5]他還說：“清初浙東以考證學鳴者，則肖山毛西河（奇齡）。”“西河之學，雜博而缺忠實，但其創見時亦不可沒。”[6]梁啟超先生對其既往學術觀點的這一類修正，當然不是他在研究中的倒退，而正是他追求真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