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梁啟超以富於開創精神而著稱。正是無所依傍的大膽開拓，構成了他的清代學術史研究獨具一格的特色，使他取得了超邁前人的卓越成就。作為一個傑出的先行者，梁先生的研究雖然還隻是開了一個頭，不可能走得更遠，而且也還存在若幹偏頗和疏失。但是發凡起例，辟啟蹊徑，在清代學術史的開創和建設中，他的功績是不朽的。歸納起來，梁啟超先生在這一學術領域的貢獻，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開創性的宏觀研究。
有清一代，對當代學術發展的源流進行局部的梳理，從其中葉便已開始。嘉慶、道光間，江蘇揚州學者江藩，撰就《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和《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實為此一學術趨向之濫觴。隨後，湖南學者唐鑒不滿江藩揚漢抑宋的做法，一反其道，獨以程朱學派為大宗，置經學、心學為異己，編成《國朝學案小識》，也堪稱繼起有得者。不過，江、唐二人的著作，雖然對我們了解清代前期學術界的狀況不無參考價值，但是他們皆為門戶之見所蔽，其中尤以唐鑒為甚。因而就學術史研究而言，他們的所得同梁啟超相比，就實在不成片段。梁啟超先生的研究之所以遠勝於前人，其根本之點就在於，他將進化論引進學術史研究領域，把清代學術發展視為一個曆史的演進過程，在中國學術史上，第一次對它進行了宏觀的曆史的研究。在愈趨深化的研究過程中，梁先生首先從縱向著眼，將清代學術史置於中國數千年學術發展史中去論列。他不僅指出清學同之前的宋明理學間的必然聯係，而且還把它同以後對孔孟之道的批判溝通起來。他所昭示給人們的，既不再是數千年來舊史家對封建王朝文治的歌頌，也不再是從朱熹到唐鑒曆代學者對一己學派的表彰，而是一個曆史時期學術思想盛衰的全貌。這樣，梁先生就以其“史界革命”的實踐，把清代學術史研究引向一個嶄新的天地。同時，作為一個特定曆史階段的學術思想史，梁先生又把300年間的學術發展看做一個獨立的整體，對之進行了多層次、多切麵的係統研究。無論是他所涉及的研究課題之廣泛，還是所論列的學者之眾多，都是空前的。他關於清代學術發展的基本特征，清代學術史的分期和各個時期主要的學術趨向，以及17世紀經世思潮和整個清學曆史地位等方麵的探討，不僅前無古人，睥睨一代，而且也給後來的學者指出了深入研究的廣闊而堅實的路徑。十分可貴的是，身為晚清學術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啟超先生卻能以一個傑出史家的理智，擺脫門戶之見的羈絆，對自己親曆的學術史事進行冷靜、縝密的研究。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啟超，批評三十年史料上之梁啟超也”。[1]他曾經說過：“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2]在中國學術史上，能如同梁先生一樣，把自己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去進行解剖，實在是不可多見的。正是這種虛懷若穀、從善如流的學風，使他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開創精神曆久而不衰。梁啟超先生對清代學術史所進行的開創性的宏觀研究，使他理所當然地成為這一學術領域的傑出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