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先生博學多識，才華橫溢。他一生廣泛涉足於史學、文學、哲學、法學、佛學、社會學、政治學、財政金融學、語言文字學、金石書法學、地理學、教育學等眾多的學科，其為學領域之廣博，在他那個時代實是罕有匹敵。廣，這是他為學之長。因有其廣，故能在浩瀚學海任情馳騁，“裂山澤以辟新局”，發人之所未發，往往猶如信手拈來。然而正是這個廣字，卻又成了他的為學之短。因務其廣，欲麵麵俱到而不得專一，故流於“務廣而疏”。誠如他所自責：“啟超務廣而疏，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1]這並非謙辭，而是肺腑之言。在他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中，這樣的弊病也同樣存在。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著述，大刀闊斧，視野開闊，加以文筆平易暢達，因此讀來實是令人痛快，不忍釋手。然而掩卷而思，則疏失之處在所多有，尤其是一些總結性的論斷，更是每每經不住推敲。這樣又不禁讓人為之惋惜。以下，我們試舉一二例作說明。
梁啟超先生認為，清代學術發展的主要潮流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2]。據此出發，他把清代的考證學視為同先前的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並稱的“時代思潮”[3]。這樣的歸納，大體上是允當的。但是，基於上述估計，梁先生遂把清代學術的發展劃分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他認為：“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曆程以遞相流轉，而有清三百年，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4]這樣，他便把整個清代學術發展的曆史僅僅歸結為唯一的考證思潮史。這個做法就很可商量了。我們以為，清代學術雖以考證學為主流，但卻不能以之去囊括整個清學。清代近300年間，固然有源遠流長的考證學，但在它之前，尚有作為清初學術主流的經世思潮；當它鼎盛發皇之時，今文經學則已醞釀複興，乃至清中葉以後風行於世；到了晚清，又興起了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曆史潮流。而且，始終與考證學相頡頏的，還有那不絕如縷的宋學。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所有這些紛繁複雜的學術現象，既彼此聯係，互相滲透，卻又獨立地存在於不同的曆史時期。它們既非考證學的附庸，更不能以考證學去取代。而借用梁先生的話來說，它們同考證學一樣，也都有各自的啟蒙、全盛、蛻分和衰落的曆史。因此，我們不讚成梁先生把清代學術演進的曆史簡單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