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錢賓四先生之前，以學案體史籍記清儒學術，所存凡兩家，一為道光季年唐鏡海先生之《國朝學案小識》，一為20世紀30年代間徐菊人先生之《清儒學案》。40年代初，錢先生受命撰《清儒學案簡編》，克期交稿，任務緊迫。按理，徐先生書刊布伊始，既係簡編，以之為依據，參酌唐先生書，別擇去取，得其梗概，無須多費心力即可完成。然而錢先生並未如此行事，而是遍讀清儒著述，爬梳整理，纂要鉤玄，廢寢忘食而成聚64位案主於一堂的嶄新大著。
錢賓四先生何以要如此費盡心力？其原因在於錢先生認為，唐、徐二書不可與黃梨洲、全謝山之《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相提並論。黃、全二家著述，可據以簡編，而唐、徐二書，則斷斷不可。關於這方麵的理由，錢先生於《清儒學案序目》篇首《序》中，有明確交代，即：“惟《清儒學案》，雖有唐、徐兩家成書，而唐書陋狹，缺於閎通，徐書泛濫，短於裁別，皆不足追蹤黃、全之舊業。”[1]繼之又在《例言》中進而加以闡述，於唐書有雲：
唐鑒鏡海之《學案小識》，其書專重宋學義理，而篇末亦附“經學”，“經學”之名複與“漢學”有別。即宋明諸儒，豈得謂其非“經學”乎？唐書於黃梨洲、顏習齋諸人，均入“經學”，則何以如顧亭林、王船山諸人，又獨為“道學”？分類之牽強，一望可知。其編“道學”，又分傳道、翼道、守道諸門，更屬偏陋無當。魯一同氏評之已詳。唐書盡於道光季年，亦未窮有清一代之原委。
於徐書則稱：
最後有徐世昌菊人之《清儒學案》，全書二百八卷，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迄於清末，最為詳備。然旨在搜羅，未見別擇，義理、考據，一篇之中，錯見雜出。清儒考據之學，軼出前代遠甚，舉凡天文、曆算、地理、水道、音韻、文字、禮數、名物，凡清儒考訂之所及，徐書均加甄采而均不能窮其閫奧。如是則幾成集錦之類書，於精、於博兩無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