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儒學案序目》刊布30餘年後的1977年8月，錢賓四先生以83歲高齡，為此一舊作寫了一篇《後跋》。文中，錢先生既回顧了早年奉命結撰《清儒學案簡編》之故實，於二曲、程山二家學案，因多所創獲而殊自愜意。同時，又慨歎學無止境，年光遽逝，已不能如當年之“晨夜閱，手自謄錄”。[1]恭讀錢賓四先生之《後跋》，令人感悟最深者，便是錢先生於清儒學術之執著追求，精進不已。從1947年發表《論清儒》，到1978年完成《太炎論學述》，30餘年間，錢先生除結撰《朱子新學案》、《朱學流衍考》之外，於清代諸大儒，若陸桴亭、顧亭林、陸稼書、呂晚村、王白田、錢竹汀、羅羅山、朱九江、朱鼎甫諸家，皆有專題學述。其他論文所議，則及朱舜水、方密之、王船山、閻百詩、姚立方、薑白岩、段懋堂、魏默深諸儒。凡所論列，無一不是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清儒學案》之發展與深化。以下，謹以錢先生於1976年6月發表之《讀段懋堂經韻樓集》一文為例，試覘一斑。
《讀段懋堂經韻樓集》，是一篇考論段懋堂與理學因緣的重要文字。嘉慶十四年，段懋堂時年75。是年，段氏於《經韻樓集》留有三篇文字，其一為《娛親雅言序》，其二為《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其三為《答顧千裏書》。三文或批評“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別為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為之防者”；[2]或表彰朱子《小學》“集舊聞，覺來裔，本之以立教，實之以明倫敬身，廣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聖賢之可法者，胥於是在”；[3]或告誡年輕俊彥須讀“子朱子《小學》”，指出“未有無人品而能工文章者”。[4]正是以此三文為依據，錢先生論證，段懋堂“其心猶不忘宋儒之理學”，“一瓣心香之深入骨髓可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