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筆者所見文獻而論，以學案為論著名，當不早於明代後期。這就是萬曆間耿定向、劉元卿師弟所著《陸楊學案》和《諸儒學案》。其後，周汝登著《聖學宗傳》、孫奇逢著《理學宗傳》後先相繼，雖不以學案題名，但在學案體史籍演進過程中，皆是承先啟後的重要著作。迄於清初，黃宗羲著《明儒學案》出，學案這一獨特的史籍編纂體裁，遂告臻於定型。
在中國學術史上，《明儒學案》是一部影響久遠的名著。全書凡62卷，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劉宗周、孫奇逢，有明一代理學中人，大體網羅其中，實為一部明代理學史。陽明學為明代儒學中堅，故《明儒學案》述陽明學及其傳衍最詳。從卷10《姚江學案》起，至卷36《泰州學案》止，篇幅達26卷，入案學者計98人之多。黃宗羲認為，明代二百數十年之學術，在陽明學興起之前，大體上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格局。也就是說，是一個朱子學獨尊的天下。自王陽明指點出“良知”以立教，始開出一條嶄新的路徑。所以黃宗羲斷言：“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1]
黃宗羲為清初陽明學後勁，其為學近承劉宗周，遠宗王陽明，乃順治及康熙初葉主持學術壇坫風會的大師之一。他之所以要著《明儒學案》來表彰陽明學，一方麵固然有中國古代學術張大師門的傳統影響，另一方麵則同明中葉以後學術史的變遷密不可分。
明弘治、正德間，王守仁學說崛起。迄於嘉靖初，王守仁以學建功，陽明學亦隨功顯，弟子遍布朝野，學人翕然相從，於是在當時的學術舞台上，高高地揚起了陽明學的大旗。王守仁病逝之後，雖因明廷政治鬥爭的起伏，陽明學一度被詆為“邪說”，但風氣既成，也不是任何個人意誌所能轉移得了的。因此，嘉靖九年（1530年），陸九淵得王守仁弟子薛侃表彰，從祀孔廟。以此肇始，自宋末以來晦而不顯的陸學，終得起而與朱子學相頡頏。至萬曆十二年（1584年），王守仁亦獲從祀孔廟之哀榮，宣告陽明學崛起的現實終為明廷所接受。陸王學說崛起，掩朱子學而上風行於世，從而將宋明理學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