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陳先生，很高興能訪問您。從年歲來看，您似乎是處於老一輩學者和當今中青年學者之間的過渡階段的學者。以前也聽過您的學術講演，很有啟發，但一些問題還是不太清楚，今天可以當麵向您請教了。
答：您太客氣，我們是學史、治史的同行，彼此交流，大有益處。我們從什麽地方開始呢？
問：一般我們都是從進入史學殿堂之前的學習階段開始談。
答：好！那就從我的讀書生活開始吧。我是1965年在貴州大學曆史係畢業的。畢業後，先到昆明糧食學校教書。執教不到一年，就遭遇到“**”。我被下放到一個貨場的倉庫和裝卸工人一起勞動，但艱苦的生活中，讀書一直是我生活的重要內容。
問：您在這十年動亂中仍然能夠堅持讀書，這是受了什麽影響，與家庭影響有關係嗎？
答：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從少年時代起即接受良好的學校教育，另一方麵則是每日不可離開書本的家庭教育。
問：十年動亂結束以後，您很快就得到了繼續深造的機會了？
答：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得以進入大學任教。這時候，我給著名曆史學家鄭天挺教授寫了信，並有幸結識了他。1978年，研究生招生製度恢複，在鄭天挺教授的鼓勵下，我考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師從已故著名曆史學家楊向奎先生，從此踏進了清史研究的殿堂。作為研究生院的第一屆學生，當時的學習和生活環境都是相當艱苦的，研究生院還沒有獨立的校舍，隻能跟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住在一起。
問：那樣說來當時的學習條件還是很艱苦的？
答：當時的生活情況，確實是很苦的。但是大家沒有因為生活清苦放棄自己的努力，因為我們這些經曆過十年浩劫的同學都有一種“時不我待”之感，倍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精神狀態。生活雖然清苦，但當時的學術氛圍確實是很好的。國家圖書館當時叫北京圖書館，是我們經常去讀書的地方。有時為了占個位置而不得不淩晨四五點鍾就爬起來去圖書館，中午就啃一個冷饅頭。社科院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北京豐富的資料來源，加上得到諸多史學大師的悉心指導，使我們的學問日漸長進。在這3年的研究生院生活中，我經常以“時不我待”4個字來鞭策自己，隻爭朝夕，孤燈相伴，苦讀清儒之作。可以說研究生院的讀書生活讓我受益一生，研究生院的養育深恩，我是終身難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