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著《明儒學案》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刊行以來，300餘年過去，一直是相關研究者關注和研究的一部重要曆史文獻。近30年來，隨著學術史研究的複興和推進，這方麵的研究日漸深入，尤為喜人。就所涉及論題而言，諸如《明儒學案》的編纂緣起、成書經過、思想史和文獻學淵源以及學術價值評判等等，皆吸引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興趣。以下，謹將近期重讀《明儒學案序》之所得連綴成篇，就該書的編纂緣起再做一些討論，敬請方家大雅指教。
（一）問題的提出
黃宗羲晚年，曾經就《明儒學案》的結撰留下兩篇重要文字，一篇是《明儒學案序》，另一篇是《改本明儒學案序》。前文於宗羲生前錄入所輯《南雷文定四集》，後文則在宗羲故世之後，由其子百家輯入《南雷文定五集》。康熙三十二年孟春，《明儒學案》在河北故城刊刻蕆事，兩文皆冠諸卷首，撰文時間均署為康熙三十二年。唯宗羲原文已為賈氏父子增刪、改動，難以信據。倘若論究《明儒學案》結撰故實，自然當以錄入宗羲文集者為準。
《明儒學案》的這兩篇序文，有同有異。大致相同者，是都談到了如下三層意思。第一，學問之道乃一致百慮，殊途同歸，不可強求一律。然而時風眾勢，必欲出於一道，稍有異同，即詆之為離經叛道，以致釀成“杏壇塊土，為一哄之市”[1]。第二，全書梳理有明一代儒學源流，旨在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曆然。因而，《明儒學案》乃“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2]？第三，《明儒學案》的問世，多曆年所，非三年五載之功。具體而言，“書成於丙辰（康熙十五年——引者）之後，許酉山（名三禮——引者）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名言——引者）又刻之而未畢”，直至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引者）七月，始聞河北賈若水、醇庵父子慨然刻書之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