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之以總論、傳略、學術資料選編三位一體，去編纂《明儒學案》，並非文思驟起，奇想突發。就曆史編纂學的角度而言，《明儒學案》的出現，正是當時曆史學自身的發展狀況所使然。明清之際，理學既已進入批判和總結階段，於是曆史學自然要作出反應，這就是《陸楊學案》、《諸儒學案》、《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一類著述的接踵而出。而這些著述，黃宗羲皆經寓目，從而給他發願結撰《明儒學案》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關於這方麵的情況，就《明儒學案》本身論，確有轍跡可尋。譬如卷首《發凡》的評《聖學宗傳》、《理學宗傳》語，卷21《江右王門學案》之取劉元卿以入案，卷35《泰州學案》之列耿定向，卷57《諸儒學案》之錄孫奇逢，卷62《蕺山學案》之輯《論語學案》語等，皆是依據。耿定向及劉元卿、劉宗周之以“學案”題名著述，周汝登、孫奇逢二家兩部《宗傳》日趨明朗的三段式編纂結構，都成為黃宗羲《明儒學案》的先導。尤其應當特別說明者，作為《明儒學案》的取法對象，不僅有上述諸家著述以及更早的朱熹著《伊洛淵源錄》，而且於黃宗羲影響最大的，恐怕應是其師劉宗周的《皇明道統錄》。
關於《皇明道統錄》的情況，由於該書在劉宗周生前未及刊行，後來亦未輯入《劉子全書》之中，因此其具體內容今天已無從得其詳。所幸劉宗周高足董瑒輯《蕺山先生年譜》中，於其梗概有所敘述。據雲：“天啟七年丁卯，五十歲。《皇明道統錄》成。先生輯《道統錄》7卷，仿朱子《名臣言行錄》，首紀平生行履，次語錄，末附斷論。大儒特書，餘各以類見。去取一準孔孟，有假途異端以逞邪說，托宿鄉願以取世資者，擯弗錄。即所錄者，褒貶俱出獨見。如薛敬軒、陳白沙、羅整庵、王龍溪，世推為大儒，而先生皆有貶詞。方遜誌以節義著，吳康齋人競非毀之，而先生推許不置。（原注略——引者）通錄中無間辭者，自遜誌、康齋外，又有曹月川、胡敬齋、陳克庵、蔡虛齋、王陽明、呂涇野六先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