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案體史籍的形成過程中，黃宗羲著《明儒學案》，是一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要著述。梳理這部學案的主要內容，剖析其編纂體例，對於明了學案體史籍的基本特征，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一）《明儒學案》舉要
《明儒學案》凡62卷，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劉宗周、孫奇逢，有明一代理學中人，大體網羅其中，實為一部明代理學史。全書由5個部分組成，即：一、師說；二、學有授受傳承的各學派；三、自成一家的諸多學者；四、東林學派；五、蕺山學派。茲分述如後。
第一部分師說，係輯錄著者業師劉宗周論一代諸儒學術語而成，以明全書師承所自。劉宗周論一代儒學，首推方孝孺、曹端。他推許方孝孺之節義，深為其學不彰而鳴不平，認為：“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複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對曹端，劉宗周評價亦甚高，既比之於北宋大儒周敦頤，推作“今之濂溪”，又指出：“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複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方、曹二家之後，繼以薛瑄，不過，劉宗周於薛瑄評價並不高。一方麵他既指出薛氏聞曹端之風而起，所著《讀書錄》確有“學貴踐履”之意。另一方麵，對其身為朝廷重臣而不能伸張正義，又頗有貶詞。吳與弼與薛瑄同時，生前，因替權臣石亨族譜作跋而稱門下士，石亨瘐死，遂招致非毀。劉宗周力為辨誣，盛稱其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為同時諸家所不可及。一如評薛瑄出處，劉宗周之論陳獻章學，亦多微詞。陳獻章學宗自然，力倡“靜中養出端倪”之說。劉宗周於此頗不以為然，他說：“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雲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