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始撰時間的判定
顧炎武何時開始結撰《日知錄》？這是一個迄今尚無定論的問題。最近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知錄》認為，“是書約始撰於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1]。對於作出這樣一個判斷的依據，他們雖然沒有說明，但大概當是今本《日知錄》前的一篇題記。這篇題記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2]筆者以為，僅僅根據這篇題記來判定《日知錄》的始撰時間，還缺乏足夠的說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這裏有一個認識問題需要解決，即能否把顧炎武早年讀書做劄記，同結撰《日知錄》看成一回事情。筆者以為，應當把二者區別開來。的確，顧炎武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接受了讀書要做劄記的良好教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叫做“鈔書”。關於這一點，顧炎武晚年寫過一篇《鈔書自序》，文中說：“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3]至於顧炎武什麽時候做讀書劄記，這篇《鈔書自序》也有回顧：“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為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4]這就是說，顧炎武雖然早就受到“鈔書”的教育，但是付諸實踐去“纂記故事”已經20餘歲，直到40歲才開始著書。50餘歲以後，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顧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20餘歲正當崇禎中，而40歲則已經入清，為順治九年（1652年），50餘歲，就是康熙初葉了。
其次，顧炎武自崇禎十二年開始纂輯的書並非《日知錄》，而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據顧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序》說：“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5]崇禎己卯即十二年（1639年），顧炎武時年27歲。關於這方麵的情況，《肇域誌序》也說得很清楚：“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誌》，後取各省府州縣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6]可見，顧炎武《鈔書自序》中所說的“纂記故事”，即指崇禎十二年，27歲起開始輯錄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