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治思想，這是顧炎武思想的核心。如何對其評價，正是把握顧氏思想實質的一個關鍵，也是全麵評價這一曆史人物的一個重要方麵。
顧炎武所生活的明清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危機重重、劇烈動**的時代。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也隨著曆史的步伐而深化，打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
明末封建社會的極度腐朽，是顧炎武邁入社會門檻時所麵臨的嚴峻現實。對此，他予以廣泛深刻的注視。其集中的反映，便是他自27歲開始纂輯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書中，顧炎武以大量社會曆史資料的排比，對土地兼並、賦役不均的社會積弊進行了猛烈的鞭撻。根據他所輯錄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到，有明一代作為土地兼並直接後果的軍屯瓦解是何等嚴重，“舉數十屯而兼並於豪右，比比皆是”[1]。而與之若形影相隨的賦役不均、豪紳欺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素以重賦著稱的江南浙江嘉興縣，“一人而隱田千畝”，“其隱去田糧，不在此縣，亦不在彼縣，而置於無何之鄉”[2]。江蘇武進縣，一豪紳“隱田六百餘畝，灑派各戶，己則陰食其糈，而令一縣窮民代之總計”[3]。在東南沿海的福建，竟出現了“有田連阡陌，而戶米不滿鬥石者；有貧無立錐，而戶米至數十石者”[4]的景況。
顧炎武著意地去收集這些資料，從廣闊的斷麵反映明末農村的真實麵貌，揭露黑暗的現狀，正是他早年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及至明清更迭，顧炎武的這一思想業已成熟。他在順治二年及稍後一段時間所寫的《軍製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和《郡縣論》等，都是探討他要求改革社會積弊思想的極好材料。
在上述文論中，顧炎武不惟對土地兼並、賦役不均的社會問題痛下針砭，而且更試圖對造成這些社會現象的曆史根源進行探索。盡管他對於問題的真諦沒有能夠予以準確的揭示，但是其鋒芒所向，已經觸及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本身。在著名的《郡縣論》中，他寫道：“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弊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5]在顧炎武看來，“郡縣之弊已極”局麵的形成，症結就在於“其專在上”。他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皇權的高度集中，釀成各級地方官員“凜凜焉救過之不及，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既然如此，顧炎武斷言：“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於是他直截地提出了變革郡縣製度的要求，大聲疾呼：“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6]顧炎武亟求變革的思想，是明清更迭的大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必然反映，其進步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為曆史的局限使他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以致提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主張，便貿然否定《郡縣論》以及他要求進行社會變革的思想的曆史價值。